浅谈全球和马来西亚的自由的未来景观

国际贸易及工业副部长王建民博士适逢民主及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庆祝9周年庆典暨东姑阿都拉曼诞辰纪念日所发表的主题演讲

大家好。

在开始之前,我在这里想提出几项声明。当我2013年还在反对党担任后座议员时,就曾加入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中心 (IDEAS)成为理事会成员。在过去的9年来,我都一直很关注和支持IDEAS在推动自由和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和工作。IDEAS过去所栽培的实习生,也让我受益匪浅。实际上,其中一名IDEAS前实习生最近也刚加入和成为我的特别官员。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并不仅仅代表希盟政府受邀演讲来敷衍大家。相反的,我过去和未来都会继续成为IDEAS在制度改革方面所推动的倡议的坚定支持者。

1)我之所以接受发表这一次主题演讲的邀请,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针对这一次主题,即“自由的未来景观”发表自己的想法。我会从马来西亚国内,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三个角度来探讨此课题。这一次演讲准备过程也让我得以从学术上的角度钻研此课题。待会儿,我也与大家分享这些要点。若你们等下觉得满意我即将演讲的内容,别忘记在台下前来给我加油打打气。若不满意的话,那就要怪IDEAS了(开个玩笑而已)。在继续演讲前, 让我先引用一份外国杂志文章里的段落 ……

“放眼望去所有富裕的群体,我们开始意识到经济不再适用于许多人。经济全球化为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这些富裕国家的中等收入人群近年来混得非常不理想。

但是,当一般人正苦苦挣扎时,金字塔顶端的人生活越来越好。财富分配不均现象激增。美国1%的人的财富几乎是底层50%人总和的两倍。

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并不觉得他们能够有机会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许多包括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等科技巨头在内的大企业似乎囊括大部分的财富。这些企业的利润近年来也随着整体经济规模日益扩大而大幅上升。

难怪许多人日益感到被疏远。经济增长并未惠及普通民众的感觉是导致许多人开始趋向民粹主义的原因,因此爆发起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法国国民阵线的崛起。年轻一代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也达到新低。

2)大家是否可以猜一猜以上被引用的段落出自何处?《卫报》?《独立报》?《社会主义者》?以上其实都不是。实际上,被引用的段落是出自左翼学派的《经济学人》杂志。

3)我一开始就先引用《经济学人》杂志的内容,目的是要来提醒大家别轻易地忽视和鄙视近期掀起的反自由主义浪潮。例如,我们远远不能只对特朗普和他的的支持者视为和停留在没有受过教育,落后和无知的人的态度。事实上,我会认为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极度危险的,因为这种态度并无助让我们理解这股不满情绪背后的根本原因。

4)无论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戴着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帽子的煤矿工人,上街抗议的法国黄背心示威者,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的法拉奇(Nigel Farage)支持者,这些例子都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各地都弥漫了不满情绪。这些不满情绪或许会针对个别群体,如投资银行家,跨国企业,占世界前1%的富人,20国集团及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欧盟等国际机构。 另一方面,这些被关注的课题,包括经济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协定,跨国法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等。为了方便讲解,我将所有上述课题归类在“全球化”的范畴来讨论和演讲。

5)今天在座各位都多数都接受过海外教育(有则来自英国剑桥大学)。或许有人拥有在海外工作的经验。在如此的背景下,我们不禁会倾向对那些反对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的示威者表示无比沮丧。“为什么这些人不能理解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多少益处?”“为什么这些人不能认同全球化贸易和投资减少了全球贫困率”?“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感受因关税降低而享受大量商品和服务机会?”

6)虽然上述全球化好处的论述都有道理,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全球化所衍生出的以下三个现象。首先,经济全球化好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富人。其次,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第三,政策制定者可能忽视或选择忽视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接下来,让我一个一个来分享我对这些影响的看法。

7) 首先,我会大体上来讨论这些课题。接着,我想将这些全球化课题与作为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所面临的情况与经验联系起来。

8)首先,我们无法否认经济全球化让收入最高1%的富人受益远超过收入最低的50%。 在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情况确实如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等依然如此。虽然经济全球化大大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与提高国民收入。然而,有部分观点则批评那些处于金字塔顶端,有钱有势的人从经济全球化中享受到不成比例的财富与收入。这种论述常对全球化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宣传效应 。

9)马来西亚收入最高1%的富人可没像其他国家般受到如此密切的公众关注。 尽管如此,政府关联公司高层,包括前首相坐享高薪的新闻曾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许多高层都涉及前朝政府的政治委任。例如,丹斯里罗查里在2013年被聘为商业高峰(Puncak Niaga Holdings Berhad) 执行主席兼董事经理,坐享3340万令吉的高薪。当时,商业高峰仍多年垄断雪州水供业务。另外,私人界的上市公司与必须付出优渥的薪酬配套来参与全球人才的“竞争”游戏,例如在2017年坐享3,390万令吉高薪(包括股票期权)的IHH Healthcare Berhad的首席执行员Tan See Leng博士。

10)同时,最低薪资仍然长年维持不变。本地毕业生的起薪似乎都停留在平均2000马币左右。然而,毕业生在跨国企业(包括金融服务业)的起薪则上涨了不少。我也相信IDEAS在招聘员工时也会感受到与这些跨国企业竞争的压力。其实,我并不反对企业为优秀毕业生提供优渥的起薪。 反之,我想要指出的是,尤其对积极开放招商引资的马来西亚,上述薪资待遇不均的现象已被进一步地加剧恶化。这就是第一个我们所面临的现实。

11)现在,让我们继续来探讨第二个现实……经济全球化课题的其中一个代价便是如何处理“失败者”。举例来说,针对有关自由贸易的辩论,经济学家普遍上都共同承认全球自由贸易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同时,经济学家会争辩说,全球自由贸易是会产生净收益的,尤其是这些“输家”能够在某一方面上“获得补偿”。在发达国家中,这些“输家”往往被指是蓝领工人,害他们失去了已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里的工作机会。根据经济理论,这些工人会重新获得再培训,以获得更多高附加价值的工作和投身不容易被取代的行业。但事实上,这种再训练的制度并没有很好被落实。

12)随着马来西亚工业化发展已持续多年,我们就受益于来自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领域所转移的工作机会。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 随着制造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我们也开始感受到了早期去工业化和产业空洞化所带来的压力。

13)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这种在像马来西亚一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会出现有所不同的趋势。由于我们国家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工业化进程较短,因此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我国的经济活动呈现非常明显的空洞化。同时,我们通过吸引更高附加价值的制造业投资,来设法减缓了这种产业空洞化所带来的影响,如柔佛利用电子和家具制造业来取代那些已搬走的纺织品工厂。简单而言,我们并没有经历过去工业化所带来的显著影响。反之,这种去工业化严重地冲击到美国中西部和西欧部分国家的工人。当地工厂废置,国家出现结构性的失业率,人口大量萎缩等问题层出不穷。

14)因此,我们会发现马来西亚在经济全球化下出现的“输家”与如美国般的蓝领工人不一样。我们的“输家”是指那些拥有与就业市场需求和技能不匹配的本地年轻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年轻工人(其中许多具有高等教育资格)要么最终在与技能不匹配的领域工作(如从工程师转成为销售人员),要么在非正规领域工作(在夜市成为小贩)。最后,这些年轻人的收入往往低于自己的预期。

15)政府过去已推行马来西亚培训计划(SL1M),“鼓励”私人企业和官联公司为年轻人提供培训和工作机会。然而,这项培训计划效果有限。

16)除此之外,马来西亚在经济全球化下的“输家”包括那些没从外来投资和自由贸易明显受益的人民。区域经济增长的分配不平等,似乎忽略了东马及西马东海岸的发展需求。沙巴和沙捞越或许不会面临高失业率的课题。 然而,当地人民也有不满情绪,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获得政府发展各州的经济与开销的公平性。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发生,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个现实便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都是西马的“国人”。

17)接着,第三个现实是,政策决策者往往只听进符合自己认知与世界观的新闻。这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自我的认知失调,或是,在自己的脑海中同时出现立场完全相反的观点。或是,他们也不想被证明自己是错误的。 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并没有充分说服自己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如何有助于改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中西部各州的制造业领域。结果,这些曾在2012年投选奥巴马的选民,后来都在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另外,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无法针对欧盟法令和政策会抢走英国公民的工作机会提出有说服力的辩解。后来,我们就见证了一场令人讶异的脱欧公投结果。

18)大家会注意到我使用的词语是“政策决策者“,而不是”政治家“。 这是因为,即使是倍受敬重的政策决策者偶尔也会陷入忽视其他声音的盲点。 格林斯潘曾被喻为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央行行长之一。 然而,他原本不承认多年来的松散监管是金融市场缺陷的主因之一。 可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曾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放任金融监管不受约束,最终导致了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

19)在马来西亚,全球化政策并没有造成明确和直接的后果。相反的,我们发现经济自由化与本地的裙带资本主义扯上关系。利益偏向于私营企业的公私合作伙伴计划(PPPs)引发了公众的不满与愤怒。过去的私有化计划也让与政治挂钩的特殊群体中饱私囊。比起政策本身,政治家首当其冲受到公众负面印象的影响。

20)距离上一次马来西亚人感受到全球化影响和冲击,我认为要回溯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然而,当年的经验并没有彻底改变马来西亚对欢迎自由贸易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的立场和态度!

21)无论如何,随着全球保护主义趋势日益蔓延,我们不能乐观地假设马来西亚将继续保持这种态度。政策决策者和有影响力的人士,包括在座各位,必须对这些不受约束和管制的“资本主义”持有更敏感的态度。我们必须愿意去聆听和克服反对全球化主义的现实和论述。同时,我们也必须在必要时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立场和国家政策。

22)上述并非任何新鲜的建议。 让我们继续引用《经济学家》的内容:

我们必须通过明智的监管来处理这种“市场失灵”问题。各行各业都需要最低商业标准才能使市场发展良好,如银行业的最低资本要求或餐饮业的食品安全标准。相信自由市场的学者常会指出政府干预通常是不明智的,会不利于消费者,而往往会让既得商业利益者受惠。 但现在的市场趋势是偏好干预主义。

好消息是,市场干预可以有各种形式。例如,通过体制改革的方式来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和全面的制度改革往往会为市场带来强化,而非削弱的力量。

23)举个例子,政府可以利用体制改革来分散垄断,使市场竞争更激烈,商品价格更廉宜和消费者选择更多元化。在马来西亚,由少数几个企业通过政府执照来控制市场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例如,国家稻米进口或国家能源公司(TNB)的垄断。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立法反垄断的体制改革尚有努力的空间。

24)从长远来看,通过一系列全面的改革劳动市场计划,资方/雇主将能够获得更稳定的高技能员工供应。这些改革包括三方协商下逐步提高员工的最低薪金,针对智能制造领域的具体技能培训和激励措施。最终,本地员工也将能够享受更好的工资,更优的生活水平和更高的生产力。

25)类似IDEAS的智库可以针对完善市场管理和行业监管制度提出建议。 更明智和有效的监管远比放任监管更好。

26)除了体制改革之外,我们必须运用更多真实生活的例子来叙述有关全球化的正面故事。例如,一名照顾4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如何将自制榴莲蛋糕卖到全世界。这样的叙事传播远比通过统计数据来显示国家贸易每年或每月增长多少巴仙来得有效和印象深刻。尤其当这句话出自一个常自称为偏好统计学的书呆子,那就别怀疑,请相信我!

27)最后,无论是制度改革或叙事传播,政策制定者都必须妥当地检讨其政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政府必须更贴近百姓基层,采用批判性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这些课题。 只有当全球化的影响日益获得人民广泛的支持,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才能放下心头大石。 人民不仅要感受到这些政策的正面影响,更要了解到政府通过善用全球化市场所带来的机遇并制定相关政策来真正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28)我想引用一本题为“从资本家身上拯救资本主义”的书的段落来做这次演讲的结尾。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教授,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和印度央行前行长。Raghuram Rajan和Luigi Zingales这样写道:

“总结以上:无论好坏,政治都为市场奠定了基础,繁荣与否。对自由市场所造成的创造性破坏为自由企业制度的蓬勃发展多年提供了灵丹妙药。 然而,有时创造性破坏所产生的影响会对缺乏安全网的社会而言太大了。自由市场有时最大的敌人便是市场本身。市场为了自身健康需回归核心来发展。”

29)对全世界和马来西亚而言,自由的未来景观何去何从?我认为,市场需要发展一个核心和引人注目的叙述,才能茁壮成长。

30)在结束之前,我想再次感谢IDEAS的邀请,并祝贺他们成立9周年纪念。我期待IDEAS未来能继续在马来西亚及邻近区域发挥好精神领袖的角色。感谢大家及希望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