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部不应过分痴迷于全球大学排名竞赛,而是重点关注本地的评估系统,以便改善我国大学的表现

    (2017年9月8日)槟城研究机构吉隆坡分院总经理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

    高等教育部不应过分痴迷于全球大学排名竞赛,而是重点关注本地评估系统,以便改善我大学的表现

    2018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刚在本周出炉。起初的新闻焦点主要是两家英国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名。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大学的成绩与排名并不理想。马来亚大学是马来西亚成绩最好的大学,排名介于第351至400名。紧接下来,拉曼大学则是落在第501至600名的榜单。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国油工艺大学均落在第601至800名之间,随后是国家能源大学排名第801至1000名和最后马来西亚北方大学是排第1001名以上(请参阅以下图表1)。

    与2018年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相比,马来西亚大学在排名榜上的位置就相对形成鲜明对比。五所马来西亚大学分别与排名第114名的马大挤进前300名的榜单( 博特拉大学排名第229,国民大学排名第230,工艺大学排名第253和理科大学排名第264)。

    如果我们再参考其他两个权威排行榜-2017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所报道的最佳全球大学排名,我们就会发现马来西亚的大学都排名前300之外。例如,在2017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马大和理科大学都落在第401至500名的榜单内,而国民大学和博特拉大学排在第501至600名,工艺大学排在第701至800名。

    在《美国新闻》2017年大学排名,马大排名最高(第356名),随后才是理科大学(第576名),工艺大学(第639名),博特拉大学(第670名)和国民大学(第783名)。

    图表1显示了马来西亚大学在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和其他三个榜单(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美国新闻大学排名)的差别

    我们要如何解释上述的排名差异呢?其中原因可能包括,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将“学术研究和引用”占整体评分的比例分配到最低。2总结了这四个全球大学排名的评分结构,和计算了根据“学术研究和引用”(大学论文出版数量)所占总体的权重和比例。最后发现,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分配“学术研究和引用”的评分比例仅有20%。相比之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和美国新闻大学排名给予学术研究和引用的评分比例分别高达70%75%

    在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占总分的50%。这些都是十分依赖受调查对象的样本和主观感受。例如,在2018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马来西亚受访对象占学术调查中国籍比例过高基于马来西亚仅占世界人口的0.41%,但其受访对象在学术调查中的国籍比例却占了3.7%。学术调查中的马来西亚受访者所占的百分比甚至高于中国(1.7%),德国(2.9%)和日本(3.2%)。

    在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国际留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占了整体评分的10%,任何想要改善QS排名的大学,只需在数量下功夫,而不需费心地提高教学质量,学术论文和研究质量或学生素质。事实上,我们也不要忘记,马大曾在2004年QS世界大学榜中排名第89名[1],原因是马来西亚的华裔和印裔学生和讲师被误为是外国人,从而错误地提高了马大国际学院和学生的积分。[2]

    高等教育部决定根据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来评估马来西亚大学的表现是十分短视的举动,因为QS排名不强调学术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继续借用马来西亚大学已改善QS排名来证明国内大学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进步,那只能说教育部在自欺欺人和愚弄大马人民。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盲目采用其他更加重视研究成果评分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其他排行榜系统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缺点。例如,上海交通的排名对科学项目和论文出版及多少校友曾经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而言都是过分的重视。因此,马来西亚大学可以通过向几位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提供短期奖学金来改善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但此举却不太可能有效地提高该大学的整体研究成果。

    因此,教育部与其痴迷于国际大学排名的竞赛,不如努力改进目前教育部和大马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所推行的学术指标和评分标准,以便评估本地国立和私立大学的质量。这些标准包括大马研究评估制度 (MyRA),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评估系统(SETARA)和以学科为单位的评估系统(D-SETARA)。目前,我们鲜少了解这些评估系统的数据是如何被收集和讨论它们的改善措施,以便公众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评估这些大学的素质或大学可以根据这些标准来改善自己的表现。例如,如果我国大多数私立和国立大学都同样获得五星的评分(满分是六星),那MySetara将很大程度地失去其评估的意义。我们又要如何区分这些大学在研究成果质量或教学水平的表现呢?

    槟城研究机构吉隆坡分院刚发表了题为“痴迷全球大学排名的不健康现象” [1]的研究报告,以便提高大家对各全球大学排名系统优缺点的认识,并提出建议教育部不应过于迷恋马来西亚大学在这些国际排名上的表现,而是应该侧重于改进由教育部和大马学术资格鉴定机构所推行的评估系统。如果我们持续根据更合适的本地评分标准来重点改善我国大学的表现,那我们大学最终在研究质量,教学水平和毕业生素质方面的成绩也会有所改善。如果我国大学随后在这些全球大学榜中的排名都有所提升,那么我们可将之视为额外的奖励。

    [1] Authored by Lee Zi-Sheng, an intern with Penang Institute in KL and Dr. Ong Kian Ming, Head of Penang Institute in KL. A copy of this report will be uploaded to the Penang Institute in KL website: http://penanginstitute.org/v3/research/penang-institute-in-kuala-lumpur

    [1] This was when these rankings were published jointly by QS and THE. They started publishing separate rankings in 2010.

    [2] http://rankingwatch.blogspot.my/2012/08/universiti-malaya-again-in-many.html#links

  • 对Dr. Bruce Gale的《纳吉经济学有利于马来西亚经济》 有感而发

    (2017年9月6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

    Dr. Bruce Gale的《纳吉经济学有利于马来西亚经济》 有感而发

    当我读了Dr. Bruce Gale写了一本关于纳吉经济学的书籍,总体就是大力赞扬纳吉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改革计划时,我承认感到很惊讶。我初次接触到Dr. Bruce Gale的名字是拜读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题为“马来西亚的政治与公共事业(1981年)”。我相信这本著作的出版是根据他在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所写的一篇博士论文。自此,根据我的了解,盖尔博士就已经陆续出版了不少书籍,并在新加坡从事政治风险的咨询工作。直到在上个长假周末读完整本书籍,我才不禁想要反驳这本书中的种种论据。这本书的页数并不长,仅有99页,其中涵盖了大部分你我都熟悉的财政预算案资料,国家经济转型计划下的各种项目和纳吉政府所推行的关键经济政策。花了约2小时读完成这本书后,我发现Dr. Bruce Gale在分析纳吉经济学时所出现的巨大歧见。

    Dr. Bruce Gale将纳吉经济学描述为无视短期政治成本,大力通过宏观经济和行政改革来提高国家经济的韧性。他认为尽管纳吉作出了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决定来落实消费税,撤销津贴,展开结构性改革,以便让国家经济从长期来看可以较为稳定。这种论调并不新鲜。这些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里的基本原则。这些机构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都会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类似的建议,再从中希望这些国家能从它们获得经济上的援助。这种提倡紧缩经济政策的传统观念背后的问题是第一,它们忽略了政策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特别是针对那些收入较低的人民;其次,它们忘了分析藏在细节中的魔鬼

    (i) 请问什么是撤销津贴后的缓解措施?

    在纳吉经济学的分析里,Dr. Bruce Gale强调了撤销对白糖,石油和电费的津贴。但他忽略了撤销其他必需品的津贴如面粉和食用油及收费站对人民所造成的影响。他也没有深入讨论政府撤销津贴后到底实施了怎样的缓解措施。

    我还记得在2010年,PEMANDU的首席执行员拿督伊德里斯就是政府会通过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来减缓了津贴被撤销后的冲击。例如,撤销了汽油津贴后,政府会提供每辆排放量小于250CC的摩托车主可获得54令吉的年度补贴,而每辆排放量小于1000CC的小型车主可获得126马币的年度补贴。为了缓解收费站价格上涨的影响,他也承诺提供重度公路收费站使用者高达20%的回扣率(每月超过80笔交易)。为了缓解白糖,面粉和食用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贫困家庭将在第一年获得20令吉的现金回扣,及在第二年通过MyKasih卡获得数额不明的回扣。结果,这些缓解措施在2011年(或从未被实施)只字未提导致特别是脆弱中下阶层消费者,在经济上受到更糟糕的影响随后,医疗费用和大学学费也因“津贴合理化”计划而上涨。

    来源:拿督伊德里斯在2010年5月27日对合理化津贴开放日所发表的演示文稿[1]

    (ii) 预算外的开支大幅增加

    Dr. Bruce Gale也赞扬纳吉经济学因为他试图改善马来西亚的总体赤字状况,即减少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但他却没有提及任何有关预算外开支及纳吉政府的有可能产生负债的上涨。

    由联邦政府全面保障,政府所拥有和政府所实际控制所有可能产生的负债或债务从2010年的969亿令吉增加到2016年的1,870亿令吉,涨幅近901亿令吉或93。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国家预算开支总额仅增长31.52010年的2.03亿令吉增加到2016年的2.67亿令吉涨幅近640亿令吉。如果Dr. Bruce Gale认为,落实消费税从长远来看是有必要的,以便改善马来西亚的财政状况,那他也应该稍微讨论这些有可能产生的负债的增加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一些规模较大有可能产生的负债包括,由联邦政府出资的轻快铁延伸路线,来临的轻快铁三号线,捷运1号线,2号线和3号线,东海岸铁路及高速铁路?

    这甚至还没包括联邦政府使用财政手段来维持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低于55%的水平。例如,财政部从2010年至2013年将预算里的发展开支的279亿令吉,转移到由财政部99%所拥有的Pembinaan PFI私人有限公司。[2] 这样的举动可以在短期内替政府减少了预算开支,但却会增加政府未来20年的长期利息支出。

    这也不包括另外由财政部所拥有的Pembinaan BLT私人有限公司所花费近100亿令吉来建造新的警察宿舍和设施。政府为此每年还要向这间公司偿还租金。[3]

    这也还没有考虑政府将公务员高达2200亿令吉的房贷债务转移到公务员房屋融资委员会(由财政部所拥有的新机构)。[4]

    有鉴于Dr. Bruce Gale多么熟悉马来西亚公共服务部门,因此,我会恨惊讶他的分析竟然会排除这些不可避免地影响马来西亚政府财务状况的大现象,因为这些大量预算外的债务最终还是必须由联邦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承担。

    (iii) 首相署的预算拨款急剧上升

    Dr. Bruce Gale在文中有提到,汽油津贴所占的国家预算的比例越来越高,是一种这种资源分配不当的现象,因此建议撤销汽油津贴的必要性。但是,他却完全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在纳吉执政期间,首相署所获得的预算拨款明显提高。首相署所获得的总预算拨款(运营和发展开支)从2010年的122亿令吉提高2016年的203亿令吉,涨幅高达66.5。回想起来,国家总预算在这段时间内仅提高了31.5%。换言之,首相署所获得的预算拨款的涨幅是总预算的两倍之多!尽管在野党年复一年都关注这项课题,为什么Dr. Bruce Gale却没有在分析中考虑此潜在的资源错配现象 ?

    (iv) 纳吉在经济自由化和提升竞争力上所作出的努力到底有多深化

    Dr. Bruce Gale在文中也有提到,纳吉在27个投资领域上决定废除必须给予马来人30%股权的要求,来佐证纳吉政府努力使经济自由化,哪怕这些政策可能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有望对马来西亚经济竞争力产生长期的积极效果。但是,他忘了提到纳吉政府下缺乏透明度和开放的领域。

    他忘了提到公共私人界合作协议(PPP)的存在,导致我国已经承担过去不公平协议所带来的恶果,同时我们在未来还会继续签署新的协议。另外,他也没有对不平等的收费站特许经营协议进行重新谈判,导致政府的开支最终因赔偿给收费站运营商而先提高,接着收费站费用会政府随后撤销该津贴而进一步地提高。此外,他也允许通过直接谈判和不公开条款及条件来颁发新收费站合约。MRT一号线和二号线计划也在无需公开招标的情况下直接被颁发给Gamuda-MMC集团。目前,马来西亚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价值高达550亿令吉的东海岸铁路线计划(ECRL)也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被颁发给一间中国公司。

    (v) 过度依赖PEMANDU所提供的年度报告内容

    Dr. Bruce Gale从经济转型计划(ETP)和政府转型计划(GTP)的年度报告中大量引用了统计数据和例子,来作为纳吉在行政和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成功的证据。举个例子,他采用了这些统计数字,如显示犯罪率大幅度下降的关键指标,并仅表面地列出刚动工的各种“试点项目”(EPP)所带来的账目价值。可是,他从来没有试图验证这些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我仍支持于2012年前曾与郑其昌合作撰写对经济转型计划(ETP)的批评里的论点,此文章后来也通过义腾研究中心(REFSA)集结成书来出版。事实上,我们提出的许多预测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批评包括,一些耗资高达数十亿的试点计划,如耗资100亿令吉的沙巴加拉布乃综合度假城,及位于彭亨北根耗资30亿的丹绒阿加斯原油及天然气和物流工业园并不具有任何经济促进意义,并终将成为新的白象项目。[5] 虽然,现阶段还不适合对ETP进行全面的检讨和评估,但我仍十分相信,Dr. Bruce Gale并没有在这方面进行透彻的尽职调查。即使所谓对ETP展开评估的“独立审查小组”也是由PEMANDU委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该小组的真正独立立场保持一定的质疑。

    (vi) 忽视一马公司1MDB)和联土全球(FGV)事件的丑闻

    Dr. Bruce Gale实际上在写这本书之前是知道这两宗不容忽视的丑闻。第一个是1MDB全球丑闻,另一个是在土展局全球创投(FGV)的管理不当丑闻。在他的序言中,这两宗丑闻都不是该分析要研究的对象。他指出,“1MDB和FGV可被视为是企业战略,而非宏观经济改革”。可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Dr. Bruce Gale在赞好“纳吉经济学”的整个前提,建立在纳吉所作的决定将使我国长期处于经济将为健康的地位。可依目前来看,如果政府被迫未来继续支付1MDB的债务,恐怕我们难以实现这点。马来西亚政府也在未来5到10年内偿还1MDB所欠由伦敦和阿布扎比控制的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IC)的65亿美元。我们也不能忘记,马来西亚政府可以直接受益于拍卖现在的敦拉萨国际贸易金融中心(TRX)和大马城计划有价值的土地和赚取手续费,而不是以极便宜的价格来出售这两块土地给1MDB,以便他们可以转售土地来偿还自己的债务。我们不能忘记,政府退休公务员基金(KWAP)也被要求收购承担了1MDB近40亿令吉债务(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资产)的SRC国际公司。

    马来西亚政府也必须对FGV所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债务负责。如果FGV需要摆脱困境,联邦政府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接手FELDA的债务。这将对联邦政府的财务状况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如果Dr. Bruce Gale想分析我们国家在政府转型计划(GTP)(包括减少贪腐等的国家关键成果领域)和提升全球竞争力所进行的行政改革,那么他便不能忽视在1MDB和FGV丑闻下为何缺乏类似的改革。

    (vii) 我们明天会更好吗

    Dr. Bruce Gale对“纳吉经济学”的定义是,纳吉的经济改革对马来西亚的长期未来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此,我不敢苟同。

    在未来的5至10年的时间里,当我国的或有负债超过3000亿令吉和债务占了联邦预算的20%以上时,Dr. Bruce Gale是否还会大赞纳吉经济学吗?如果政府被迫将消费税提高到10%以上以便偿还纳吉执政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呢?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但这些可能性都在Dr. Bruce Gale对纳吉经济学的分析里完全只字不提。

    Dr. Bruce Gale给予纳吉的经济决策高度的评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目前在诺丁汉大学从事经济学家的培训。事实上,他提出了“纳吉是在国家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专业训练来领导政府的经济学家”。虽然本篇文章并非要探讨纳吉如何在从政或担任首相期间如何运用他在诺丁汉大学所学习到的经济学知识。但我衷心希望Dr. Bruce Gale可以运用多年的政治和经济学知识,来对纳吉经济学和为马来西亚带来的长期影响而撰写一个更有批判性和分析更全面的论文。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0/05/27/idris-jala-msia-must-cut-subsidies-debt-by-2019-or-risk-bankruptcy/

    [2] 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com/malaysia/article/putrajaya-confirms-pembinaan-pfi-debt-pile-near-rm27b#HfILshAg8w3pwCIR.97

    [3]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1/01/13/pembinaan-blt-plans-rm10b-sukuk/

    [4]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6/06/11/malaysias-debt-burden-eases-as-loans-shifted-to-mortgage-agency/

    [5] http://www.refsa.org/focus-papers/a-critique-of-the-etp-part-3-iii-doubtful-epps-doubtful-achievements-and-due-diligence/

  • 马来西亚能继续维持东运会的巅峰表现吗?

    马来西亚能继续维持东运会的巅峰表现吗?

    截稿为止,马来西亚在第29届东运会的奖牌榜遥遥领先,共夺得140枚金牌,91枚银牌和84枚铜牌。我们的金牌数量是排名第二的泰国的两倍。同时,我们也刷新了当年在2001年东运会上所取得111枚金牌的纪录。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我们应为这些运动员的努力而鼓掌。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是这样的体育表现和未来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我们的运动员能否更上一层楼,在亚洲和国际水平上与其他人一较高下?

    如今,体育更像是一个国家产业,而非像过去90年代般的业余项目。除了挖掘人才之外,整个体育产业还包括融资,培训和指导,食物营养料理和参加比赛等等。

    公众也对政府,尤其是青年和体育部抱着巨大的期望,以便为我国未来的体育发展规划更好的蓝图。在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小国家,政府对体育运动的拨款和资助,尤其是在培育我们最有潜力的运动员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政府也在2015年推出了“Kita Juara”(我们是冠军)的计划。被挑选的运动员会获得更大的资源和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参赛。除了东运会,这将是我们培养更多全球体育冠军的长期计划之一。

    但政府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即使是发展体育运动的英国体育部,尽管获得了高达3.47亿英镑的国家彩票收益,在评估了2020年东京奥运上不具赢得奖牌潜力的体育项目后,最终也被迫对如羽毛球,射箭,击剑和举重等体育运动作出大幅度的拨款削减

    因此,中央和州级的各项体育协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多数人并没意识到不知道它们所拥有的巨大权利。在某些方面,它们甚至比部长拥有更大的权力。例如,他们有权来挑选代表国家的运动员,并赞助各别的运动员来参加海外比赛,或安排国家级的教练来进行培训。

    这些体育协会的主席通常都是由政治人物或商人所担任。作为商人的主席则有责任赞助该体育协会的运营经费,而政治人物则需通过自己的人脉来筹集必要的经费。东运会后,这些体育协会仍然免不了要继续为接下来的活动和运动员寻找足够的经费。

    每项体育运动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公众支持。除了国民热捧的足球和羽球运动,其余的体育协会在推广旗下的运动发展方面还仍需努力。

    公众的支持水平多少会影响这些体育协会改善自己财务状况的能力。例如,尽管马来西亚的休闲跑步运动随着日益渐多的马拉松比赛已经越来越受欢迎,但马来西亚田径联合会就连一个活跃更新的面子书专页也没有 ,更不用说拥有运作正常的官方网站。

    我们的田径队表现优于预期,在这一届东运会赢得8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包括历史性赢得男子组马拉松铜牌及刷新男子掷链球的东运会纪录。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被上传至国家田径队的面子书专页。根据我的观察,最近的一则消息还停留在2014年。理应是田径队的官方网站目前竟然成为一个介绍美食和旅游的部落格

    同样的,马来西亚青年游泳协会(ASUM)也没有一个正式的面子书专页,而其官网站也还没有更新的内容,更别说分享我国游泳健将在东运会上杰出的表现和成绩。

    在针对37个有派遣运动员到东运会参赛的马来西亚体育协会的简单调查中,我们发现仅有21协会拥有自己的面子书专页(facebook page或group),而且有许多页面都是不活跃的。其中,我们必须赞赏马来西亚溜冰协会(ISAM)和马来西亚篮球协会(MABA)的努力,因为它们都会在面子书专页上积极与民众互动,并时常展示旗下运动员的成绩。反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马来西亚皇家马球协会(RMPA)拥有在社交媒体十分活跃的部长球员,但其面子书专页的互动似乎并没有特别引人入胜的。

    虽然拥有一个活跃的面子书专页并不能保证其体育领域上的成绩,但这成了我们一个窥探这些体育协会如何与球迷和公众互动的指标。例如,如果企业家看到这些协会背后的公众参与度或粉丝支持程度不令人满意, 试问他们会多愿意提供赞助以示支持呢?因此,这些企业家往往会主动接触有相当公众号召力的个人运动员,而非赞助这些运动员所属的国家体育协会。

    缺乏积极有效的社交媒体曝光也意味着这些体育协会并没有通过提供比赛信息和在宣传该领域的运动员以便进一步地扩大自己的粉丝群。再来,回到我比较熟悉的田径运动,国内首屈一指的马来西亚田径比赛在东运会之前几乎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举办。

    与马来西亚田径公开赛相比,我们更常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广受欢迎的的马拉松竞跑的消息。尽管马来西亚的田径运动与主流的足球和羽毛球并不能相提并论,但一旦政府没有完成好推广各自体育项目,我国运动员日后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中央政府得到的支持和资源越来越少,意味着我们缺乏资源来雇用优秀的教练,并将派遣我国有潜能的运动员到海外进行培训和参赛。

    在东运会的热潮冷却,我们也渐渐不关注非主流体育项目后,我国运动员能否在2018年雅加达的亚运会上更上一层楼呢?我国体育协会能否在促进体育运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和争取更多的公众支持?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尽管如何,我仍会出席和欣赏东运会的闭幕仪式和加入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欢呼的人群,携手欢庆马来西亚骄人的成绩!

  • 致沙烈赛益的一封信:2017年与1990年今非昔比

    (2017年8月28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

    致沙烈赛益的一封信2017年与1990年今非昔比

    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沙烈赛益日前回应我对第14届大选马来西亚将有大约15%转投在野党的马来摇摆票的分析,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这是因为国阵部长通常不屑回应我所发表的有数据和事实的媒体声明。因此,正当大选越来越靠近之际,我祝贺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开始意识到马来摇摆票的重要性。

    首先,我必须同意他在部落客里的某些观点。[1]

    我同意的第一个观点是,尽管在2008和2013大选对选民投票倾向的调查,年轻人支持在野党的比例大于中老年人,我们也不能贸然假设更多的年轻选民会在下一届大选中继续投给希望联盟。无可否认的是,青年和体育部长凯里目前已成为国阵吸引年轻选民的王牌之一,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十分受到年轻一族的欢迎。对我而言,凯里的社交媒体策略远比纳吉首相来得更有效。 最近,随着他不断贴近人民来鼓励和支持我国东运会选手,甚至代表我国参加马球运动,导致凯利的受欢迎程度又更上一层楼。

    其次,相比1999年大选,我也同意我国目前还没有面临任何经济危机。

    但沙烈赛益也应该意识到2017年与1990年今非昔比。

    在1990大选之前,在野党在177个国会议席中仅有27席,或只占15%。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在野党(包括独立国会议员)在222个国会议席中就有89席,或占40%。

    在1990大选之前,在野党并没有掌握任何州政府的政权。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在野党已拥有三个州政府的政权。

    在1990大选之前,所有主流媒体均由政府控制。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网络媒体正使主流媒体在吸引用户流量方面吃尽苦头。另外,社交媒体已成为在野党向选民传达信息的替代管道。

    在1990大选之前,在野党是由离开巫统的前财政部长所领导。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在野党是由一名前首相,两名前副首相,各在野党领袖们,一名前州务大臣(吉打),一名现任州务大臣(雪兰莪州)和州首席部长(槟城)所领导。

    在1990大选之前,在野党领袖大多默默无闻。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希望联盟40岁以下的年轻领袖包括努鲁依莎,赛沙迪,黄家何,杨巧双,再里尔,杨美盈,沈志强,卡斯杜丽等等。反之,除了凯里之外,国阵的知名年轻领袖无非就是富有争议性,欲竞选巫统青年团团长的嘉玛。

    在1990大选之前,消费税并未落实;石油,白糖,食用油和其他津贴都仍存在。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消费税的落实和各项津贴的取消已大幅度地影响人民的支配收入,同时提高乡区人民的生活成本。

    在1990大选之前,当时的首相并没有涉及任何大型丑闻来玷污我国声誉。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由于一马公司的丑闻,数百万的钱涉嫌被偷用来购买钻戒,别墅,名画,海报,游艇等,马来西亚已沦落成全球盗贼统治国家。

    以上所有因素并不意味着从国阵流到在野党的15%马来摇摆票将成为事实。但是,我们也不禁好奇沙烈赛益的部落客是否凸显巫统本身已开始害怕这15%马来摇摆票在来届大选终成事实?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https://sskeruak.blogspot.my/2017/08/analisis-ong-kian-ming-menarik-tetapi.html?m=1

  • 国阵在第14届大选失去15%马来选票是否天方夜谭?

    (2017年8月26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

    国阵在第14届大选失去15%马来选票是否天方夜谭?

    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早前指出“马来海啸”将席卷第14届大选,并有望带领希望联盟夺下中央政权。

    较早前,林吉祥也提出“10和5方程式”,即10%马来人和5%非马来人,将原本投给国阵的选票转投希盟,希盟就能拿下165个国会议席中的113席(占了68%),为前进布城铺下美好的道路。

    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转投希盟的马来选票来夺下布城政权?一旦国阵在第14届大选失去15%马来选票,所谓的“马来海啸”的到来是否天方夜谭?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1995年至2013年的族群投票倾向。

    图表一显示1995年至2013年的族群投票(国阵)倾向

    图表一:1995年至2013年的(马来西亚半岛)族群投票倾向

    1995 1999 2004 2008 2013
    Malay 81% 54% (-27%) 65% (+11%) 59% (-6%) 64% (+5%)
    Chinese 55% 65% (+10%) 75% (+10%) 35% (-40%) 14% (-21%)
    Indian >90% >90% (NA) >90% (NA) 48% (-42%) 38% (-10%)

    (Change from one election to the next is in brackets) (NA = Not Available)

    Source: Estimates by Dr. Ong Kian Ming

    从图表一,我们曾经看到超过15%马来选票摇摆的例子。那就是国阵原在1995年大选取得81%马来支持,却在烈火莫熄后的1999年大选,骤跌27%至54%。这些议席都流失到伊党,在吉打、登嘉楼、吉兰丹三州拿下许多国会议席,一举成为国会最大在野党。在1999年大选保住国阵政权的,乃是非马来选民:华裔支持率从1995年的55%,约增加10%至65%;印裔则维持在逾90%。

    以2004年大选为例,国阵的马来率从54%涨至65%,华裔选票则提升10%至75%,创下马来西亚历史的新纪录。这也应归功于阿都拉的“新首相效应”来协助国阵拿下91%国会议席。
    2008年政治大海啸,国阵大量流失非马来票,华裔票从75%下滑至35%,狂跌40%;由于兴权会运动,印裔票则从90%猛跌48%,跌幅至少为42%。马来票微跌,从65%落到59%。

    到了2013年大选,国阵的马来票稍增5%至64%,华裔与印裔票则分别下跌21%与10%,至14%与38%。

    回到我们最初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到底在第14届大选能期待多少的马来摇摆票?随着敦马所成立的土著团结党,希望联盟的组成,我们要拿下10%马来票应该问题不大。此外,有着不受欢迎的首相、一马公司丑闻、消费税、生活费高涨等因素,马来票可能在第14届大选从国阵流失。国阵流失15%马来票,会让其马来支持率降至50%左右,使得国阵危如累卵。国阵要面临15%票以上的流失,一般不会发生,但我们处在异常情况。它曾在1999年的马来选民之间发生,又在2008年的非巫裔选民之间发生。一般情况下,如果在2013年你问我前首相马哈迪与前副首相慕尤丁会否组成土著团结党来对抗巫统,我会一笑置之。但如今,这已成事实。因此,15%马来海啸也并非天方夜谭。

    当然,若国阵流失15%马来选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选票多少会到希盟,多少由伊党取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则有待另一篇文章来继续讨论。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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