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举委员会不应该允许有人对登记选民作出虚假的举报

    (2015年9月18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新闻声明

    选举委员会不应该允许有人对登记选民作出虚假的举报

    在上一个月,许多行动党代表陆续都收到有关列入选民册的新登记选民被被身份不明人士反对的投诉。这些选民都被要求出席在莎阿南雪州发展局(PKNS)的雪兰莪州选举委员会所举行的公众听证会。我参加了在9月10日的听证会,并对所发现的事情完全不能接受。

    在同一天,所有被反对登记的选民都是来自巴也加拉斯和龙溪州选区,这两个选区都是巫统在2013年大选时代表竞选。我在听证会上与20名选民交谈(新登记或要求更换地址的已登记选民),他们都在所登记的地址居住了至少3年,有些甚至超过10年。被举报的理由却是“查无此人”(Pemilih Tidak Dapat DiKesan)(请参阅样本附录一)。反对者没有提供额外的证据,由此可见他们确实并无下足功课,以便追查相关遭举报的选民。事实上,这些举报显然地是拥有虚假成分,因为当天在9月10日,所有与我交谈的被举报的选民最终都不成功,因此当场所有选民都被批准列入选民册。

    根据2002年选举(选民登记)条例,虽然个人有权利反对他人登记列入全国大选的新增选民册,但是明文规定,允许登记官有权要求举报者提供更确实的信息和反对的理由。

    第15条例(5)指出:“在获取了举报的要求后,选举官可以凭自己的看法和一旦认为举报者所提供的资料是不足够,可以要求举报者在反对日期开始的七天内回复更多确实的证据。”

    单凭微薄的举报理由,选举委员会不应允许召开听证会。与其浪费新登记选民的宝贵时间,选委会应在听证会之前要求举报者提供更多确实的证据。

    我对选委会没有根据选举第18条例来谕令反对者赔偿被举报的选民最高可达 200令吉,以赔偿后者在时间方面的损失及所造成的不便。许多选民抛下工作时间来前往沙亚南出席听证会。有些选民是来自路途遥远的沙白安南(Sabak Bernam)和乌鲁雪兰莪(Hulu Selangor),就算得到200令吉的赔偿,很可能也无法弥补回所有的费用和时间的损失。反观选委会要求反对者在不成功后仅支付被举报的选民100令吉(请参阅附录二如下)。

    此外,选委会并没有要求反对者现场支付被举报者赔偿。相反,被举报的选民还得在反对者的代表要求下填写他们的详细资料。当我询问选委会为什么不要求反对者现场支付赔偿时,他回答说,选委会没有权力来强迫反对者这样做。这对被举报者来说是极度不公平因为他们连100令吉也无法保证获得,以弥补所带来的不便和离开工作的时间损失。

    因此,如果反对者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理由来举报选民登记,那选委会应该修改和提高赔偿的最高罚款,以遏止有个人或团体作出虚假的举报,并且谕令反对者必须现场支付赔偿金额,

    这不禁让人猜测,这一切都是绝望的巫统为了力争回州内的一些议席,企图举报被视为倾向投票给非国阵政党的选民。当我出席雪兰莪选委会的听证会期间,便遇到了两位分别来自巴也加拉斯和龙溪州选区的巫统代表。

    选委会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坚定自己的立场,让便在未来能遏止这些虚假的举报数量。选委会可以通过要求反对者承担更多的举证基本责任和一旦举报理由被发现是豪无根据可言,他们也可以提高需现场支付的赔偿最高金额。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Appendix 1: Objection to Leong Yung Hong using the reason “Pemilih Tidak Boleh DiKesan”

    Appendix 2: Decision by the EC to ask the objector to pay the objectee RM100 only

  • 马来西亚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对付需为烟霾问题负责的油棕园公司

    (2015年9月17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新闻媒体声明

    马来西亚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对付需为烟霾问题负责的油棕园公司

    每年印尼烟霾来袭,导致马来西亚的空气污染指数(API)处于不健康水平,同时为数百万计人民带来难以估计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一年复一年,马来西亚政府仍束手无策其,无法要求印尼当局采取具体步骤来防止同样问题重蹈覆辙。

    即使印尼在2014年9月终于加入《东协跨域霾害污染协定》,然而要正式的落实,包括共享土地使用和特许权的地图和启动东协次区域监督机制(HMS)仍要花上几年的时间。[1]

    同时,马来西亚在此事件并不能只袖手旁观。有关当局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以减少作为印尼烟霾问题根源,即刀耕火种的不负责任开垦活动。马来西亚应该效仿新加坡政府在2014 年8 月所通过的《跨国界烟霾污染法令(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Act)》。[2]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Alan Tan Khee-Jin就针对这项法令的权力作出以下评论:

    该法令对新加坡有关公司或机构的法律影响是巨大的。根据其规定,凡经证实涉及或参与导致新加坡任何烟霾污染活动的个人或单位(或涉及管理经证实拥有或占有该土地和参与相关活动)可能面临每天或烟霾污染期间不超过100,000新币的罚款(8万美金)如果该单位无法遵守任何预防措施,每天或相关期间不超过50,000新币(40,000美金)的额外罚款将被追加。无论如何,法院都不能作出超过2百万新币(160万美金)罚款的判罚。[3]

    这项法令赋予新加坡政府公权力来对付造成新加坡烟霾问题的公司,哪怕它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运营或在新加坡没有注册成为公司。该法令还进一步赋予对导致烟霾的公司进行民事诉讼,并索取理论上是无限的民事赔偿。

    大力倡导对大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性管理的著名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森林倡仪总监Dr Nigel Sizer曾这样地称赞这项法令:

    “新加坡的跨国界烟霾污染法令,标榜了致力于解决泥炭森林焚烧的公司与政府经营生意的新途径。它释放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就是任何非法焚烧森林土地将被追究责任。尤其是,任何被发现进行非法焚烧活动的企业高管只有一踏进新加坡国土,便将面临被控上庭的声誉风险。届时,他们的客户,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会开始退避三舍,羞于有生意往来。” [4]

    一旦信息已被确认,该法令也赋予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权力官方要求印尼环境和森林部提供涉嫌参与焚烧森林土地活动的公司名单。[5]

    拥有类似的法令,能让马来西亚执法当局去对付那些年复一年不负责任导致笼罩区域天空的烟霾问题的公司。从本土做起便是最好的开始,因为马来西亚公司也需为印尼刀耕火种的开垦活动负上部分的责任。其中,一名在(在大马交易所上市)吉隆坡甲洞的子公司-PT Adei Plantation and Industry工作的种植园经理,因疏忽未能防止不负责任的单位在该公司的土地进行森林焚烧活动于2014年9月被判有罪。最终,该经理被判一年的有期徒刑。同时,该公司的董事也被判罚款和5个月的有期徒刑。[6] 但是,由于司法制度存有涉嫌舞弊的现象,因此这类型的判罚一直都非常罕见。如行动党古晋国会议员张健仁在所获得的国会回复(请参阅以下附录一)指出,若开始在马来西亚实施这项法令,政府将不再有借口将执法及检控的重担推搪给印尼执法当局而已。

    令人不禁联想的是,马来西亚执法当局缺乏意愿,以采取具体措施来对付在印尼拥有大量棕油园业务的马来西亚公司,是因为来自这些大型种植公司的游说和影响,包括KLK,森那美种植园,云顶种植,IOI种植和朝圣基金局种植等等。[7]

    现在已来到关键时机,好让马来西亚执法当局不再袖手旁观,反之应开始针对相信对烟霾问题最有影响,即在印尼森林热区拥有大量油棕业务的马来西亚公司来采取具体的行动。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Appendix 1: Parliamentary Answer on action taken by Malaysia against Kuala Lumpur Kepong (KLK) whose subsidiary in Indonesia was found to be responsible for causing forest fires in Indonesia

    [1] http://haze.asean.org/?p=1142

    [2] https://www.parliament.gov.sg/sites/default/files/Transboundary%20Haze%20Pollution%20Bill%2018-2014.pdf

    [3] http://law.nus.edu.sg/wps/pdfs/002_2015_Alan%20Khee-Jin%20Tan.pdf

    [4] http://www.wri.org/news/2014/08/statement-singapore%E2%80%99s-new-haze-pollution-law-%E2%80%9C-new-way-doing-business%E2%80%9D

    [5] 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com/world/article/worsening-haze-has-singapore-renewing-offers-to-help-indonesia-fight-fires#sthash.KgK3jXTG.dpuf

    [6]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4/09/11/malaysian-firm-fined-executives-get-prison-role-forest-fires.html

    [7] http://repository.um.edu.my/23648/1/PRE-PRINT%20apbr%202013.pdf

  • 雪州大臣(MB),雪州大臣机构(MBI)和达鲁益山投资集团 (DEIG)所面临的三大挑战

    (2015年9月8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新闻声明

    雪州大臣(MB),雪州大臣机构(MBI)和达鲁益山投资集团 (DEIG)所面临的三大挑战

    日前,雪兰莪州议会最令人注目的话题莫过于为刚成立的达鲁益山投资集团(DEIG),尤其是对其成立的目的和其透明度存有质疑。[1] 有则会担忧DEIG将会是成为另一个1MDB的翻版。有鉴于此,雪兰莪州的州务大臣阿兹敏目前面临三大需要在州议会优先处理和关注的挑战。

    • 透明度的挑战

    阿兹敏以国库控股(Khazanah)的例子来比喻DEIG,将各种资产放在雪州大臣机构(MBI)底下进行整合和管理。[2] 实际上,MBI对旗下74家子公司下拥有控制权和少数股权的管理做法并无不妥。雪州政府机构、法定机构及子公司监督委员会(JP-ABAS)也通过法律声明来作出澄清,建议所有的重组及整合工作应交由雪州大臣机构来进行,而非刚成立的集团,如DEIG。[3]

    雪州大臣机构(MBI)必须先以身作则来接受透明化的施政挑战。令人好奇的是,尽管MBI是在1994年雪州大臣机构法令下所创立的一间法定机构,可是MBI并不需要在雪州议会上提呈帐目报表。再经过与我雪州议会同事一番查证后,我也发现MBI的帐目在丹斯里卡立担任雪州大臣的5年任期内也不曾被提呈过。若阿兹敏要向大众宣示DEIG比国库控股来得更透明化[4],届时无论该DEIG的重组及整合工作处于任何阶段,他都应在年底的财政预算案议会上提呈完整的帐目报表。终究,国库控股都会公布其有关资产的表现[5],包括特定的资讯如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6]

    但阿兹敏应该表现得更优异。他应进一步地披露更多的信息,如雪州大臣机构里的高级行政人员的福利配套及董事们的薪酬数目,这都是目前国库控股所没有披露的信息。他可以效仿公积金局类似的做法(虽然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员和副手们的综合数目)。如此的信息披露将有助于防止像上次在雪州大臣卡立的任期结束后,多名MBI的员工所获得的遣散费竟高达2.7亿马币所引起的争议。[7]

    再来,阿兹敏还应该检讨并公开在MBI旗下官联公司的派息政策。同时,我也发现MBI从来没有通过派息来利惠雪州政府的收入水平。[8] 此外,我也很意外地发现到除了一间负责监督雪州境内的采矿活动的Kumpulan Semesta私人有限公司之外,其他州的官联公司并没有在2004至2014年内为政府贡献任何一份股息。(请参阅附录一)相反地,国库控股在2014年宣布了高达9亿马币的股息,并自2004年起就累计派发了74亿马币的股息。[9]

    毋庸置疑,DEIG也得采用同样透明化的标准才行。

    令人欣慰的是,在经过初步备受争议的DEIG风波后,阿兹敏已经承诺将在雪州议会里会提呈MBI的账目报告。[10] 无论如何,这将只会是一个起步,让大臣来向公众证明MBI的标准的确比国库控股来得更透明化。

    • 策略上的挑战

    无需作为一名企业战略顾问,我们也能看到MBI目前的结构是缺乏专注和多余地复杂。(请参阅下图一)

    Figure 1: Current Shareholding structure of MBI[11]

    举个例子,雪州大臣机构旗下的横跨酒店,高尔夫球场和民众礼堂的休闲和酒店类资产共由5间公司来划分,其中包括MSNS Holdings, Perangsang Hotels and Properties, Brisdale International Hotel, Bukit Beruntung Golf 和 Country Resort。另外,在Kumpulan Darul Ehsan(KDE)和Permodalan Negeri Selangor Berhad(PNSB)旗下也拥有数间地产和建筑公司。

    目前将多间MBI旗下的公司重组和纳入8大核心领域的规划至少在理论上似乎是可行的。(请参阅下图二) 然而,是否要将这次的重组纳入DEIG或MBI的管辖范围之内仍然是存有辩论的空间。

    Figure 2: Proposed restructuring of the companies under MBI into 8 core areas under DEIG.[12]

    不过,比起上述重组的课题,尤其是在房地产,建筑设施和垃圾管理等的关键领域上,DEIG企业战略的焦点才显得更重要。截至目前为止,DEIG的官网并没有透露太多的讯息,这些关键领域是否会有任何串联的策略。格拉娜再也区的公正党国会议员,在其DEIG的初步报告中也发表类似的言论。[13]

    举个例子,在完成所有对SYABAS, Puncak Niaga, ABASS集团和SPLASH的收购工作后,隶属基础设施和建筑类别的公司要如何管理各别的水供资产呢?尤其是在那些频繁面对制水问题的地区,那又是谁会负责升级当地附近的水供处理厂,以便能更有效地过滤水供中所参杂的汞和柴油元素呢?接着,在等待乌鲁冷岳区2号计划完毕的过程中,又是谁会来同时负责提升水源的供应呢?再来,又有谁会负责减少雪州作为国内拥有最高无效益水(NRW)之一的水平呢?

    同样地,房地产领域旗下的公司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些公司会否跟随PKNS模式来与别的大型地产发展商合资发展高端产业,以为MBI或DEIG获取最多的利润。还是它会选择致力兴建在巴生谷地区有强劲的需求,但总发展价值(GDV)相对较低的可负担房屋呢?从DEIG官网的声明,比起考虑到经济上的可负担能力,它似乎较倾向于注重获利的模式。[14]

    此外,KDEB-Waste Management和Hebat Abadi是否会在争取收集垃圾合约上进一步互相角力?而收集垃圾原本就是地方政府的工作责任之一。他们是否又会禁不住来尝试提出更新颖和更贵的垃圾处理方式,包括建议兴建和管理焚烧炉?

    以上都是一些被我雪州议会里的同事挑起所需被关注但仍待被雪州大臣厘清的课题。

    • 资源整合和转型方面的挑战

    最后,雪州大臣所面临的第三个挑战便是如何整合和协助MBI旗下的多间公司进行转型。图表一如下列出了2014财政年里所有雪州大臣机构控制和拥有的公司和附属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此信息都是对外公开)。[15]

    从图表一的数据来看,令人震惊的是,28家中共有20家公司在2014的财政年面临了税后的亏损。作为MBI旗下主要控股公司的Kumpulan Darul Ehsan Berhad(KDEB),在2014的财政年夜同样地面临了高达1.444亿令吉的税后亏损。再来,虽然全年持有3150万令吉的收入,但Kumpulan Hartanah Selangor Berhad(KHSB)的2014财政年也创下2.35亿令吉的税后亏损。

    雪兰莪投资有限公司(PNSB)附属的7家共有5家公司是处于休眠状态,即2014财政年里并无任何收入,其税后亏损有包括PNSB建筑的4,000令吉以下和PNSB发展的1680万令吉。

    所有MBI旗下的休闲和酒店业资产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税后亏损,包括Bukit Beruntung Golf and Country Resort亏损294,000令吉,Brisdale International Hotels亏损195万令吉和Perangsang Hotels and Properties亏损701万令吉。

    尽管这似乎已是超越DEIG范围外的课题,这些MBI旗下的公司和附属公司正如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官联公司一样拥有类似的经历,并试图在政府的转型计划下努力迈向取得积极的成果路上。[16] 针对某些长期无利可图和非核心业务的公司,我们应认证考虑对此进行撤资或清盘。针对一些被视为拥有战略资产却仍在亏损的公司,我们应将它确认并落实一些改革计划。

    许多有问题记录的公司和松散管理的资产组合都是在过去国阵政府时期遗留下来,却为及时在前任雪州大臣卡立的任期内获得妥善的清算。因此,这对阿兹敏来说未免不是一个好的时机,用深思熟虑,具有战略性和最透明化的方式来对这些公司和资产进行重组,整合和转型。无论DEIG的出现与否,这些都是州政府目前必须面对和克服的挑战。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Appendix 1: Dividends given by GLCS to the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2004 to 2014, Reply to YB Ng Sze Han’s (N30 Kinrara) question in the Selangor DUN

    [1] 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dap-questions-need-for-azmins-selangor-investment-firm

    [2] http://www.dealstreetasia.com/stories/selangor-state-launches-investment-arm-deig-khazanah-appoints-india-head-6856/

    [3]http://dewan.selangor.gov.my/assets/pdf/Penyata/Penyata-Sidang-2015/KERTAS%20BIL.%2048%20TAHUN%202015-JP%20ABAS_DEIG.pdf

    [4] http://www.sinar.tv/berita/deig-lebih-telus-berbanding-khazanah-1.422007

    [5] http://www.khazanah.com.my/khazanah/files/de/de899efe-c3f7-4e6c-9cfa-694db0d1e74d.pdf

    [6] http://www.khazanah.com.my/khazanah/files/45/457efe1e-cbf7-451d-9d30-690692b3a660.pdf

    [7]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5/01/03/Azmin-Khalid-MBI-severance-payment/

    [8] http://azminali.com/blog/2015/08/maklumat-asas-darul-ehsan-investment-group-deig/

    [9]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5/01/15/Dividends-will-continue-to-be-paid-despite-challenging-year/?style=biz

    [10] http://azminali.com/blog/2015/08/maklumat-asas-darul-ehsan-investment-group-deig/

    [11] http://www.mbiselangor.com/?page_id=767

    [12] http://www.deig.com.my/corporate_structure_en.html

    [1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95Rfe9gWqpDcHBTYmcxa204cDg/view

    [14] http://www.deig.com.my/property_en.html

    [15] MBI controlled means that MBI own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t least 50%+1 of the shares in the company. Source: Companie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CCM)

    [16] http://www.pcg.gov.my/

  • 选举委员会必须恢复政党的助理注册官(ARO)的工作以便遏止逐渐减少的选民登记人数

    (2015年8月25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新闻媒体声明

    选举委员会必须恢复政党的助理注册(ARO)的工作以便遏止逐渐减少的选民登记人数

    第十三届大选迄今已超过2年,同样地选举委员会2年前也决定不再更新政党助理注册官(ARO)的准证,导致2015年第2季度的新选民登记人数再次显示了整体的下降。根据选举委员会所提供的数据,只有三个州属的选民有出现净增加长的迹象(新登记选民人数+更改地址的选民人数-被删除的选民人数,如已过世或迁移的名字),那就是马六甲(496名选民),砂拉越(4588名选民)和登嘉楼(10,311名选民)。[1] (请参阅以下图表一)

    图表一:2015年第2季度,各州属选民人数的净变化

    然而,其他的州属的选民人数都面临净下降的迹象,包括霹雳(-5303名选民),吉隆坡(-3487名选民),雪兰莪(-3425名选民)和吉打(-2911名选民)。但令人可笑的是,人口不断增长和拥有最庞大数量未登记选民的雪兰莪州,选民人数不增反减。

    在新选民的登记工作上,选举委员会的努力显然地还远远不够。我们不禁会怀疑选举委员会之所以不积极推动新选民,尤其是年轻一族的注册工作,是因为这些族群不大可能会把票投给执政党。同一时间,与全国趋势不相符的登嘉楼选民人数竟然出现显著的净增长,这一点也不禁令人感到非常可疑。这也让我回想起,1999年在国阵失去了州政权后,登嘉楼州的新选民人数也曾出现急速增长的现象。我们不禁止怀疑其中有政府机构,如新闻部特别事务局(JASA)参与登嘉楼州的新选民登记工作。

    我再一次地呼吁选举委员会可以归还政党通过助理注册官(ARO)来协助新选民登记工作的权利。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民主行动党是有能力透过我们的服务中心,公开活动和全马各地的公开场合来吸引年轻新选民来进行登记。再来,行动党过去所注册的选民名单是很少被选举委员会否定,也进一步地证明行动党是有足够的能力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展开新选民的登记工作。

    如果选举委员会无法归还我们权利,便会成为这所谓的独立机构的一项不良记录,同时突显选委会对让更多的人民有机会参与选举活动的努力豪无兴趣。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Putrajaya showed an increase of 196 voters.

  • 首相纳吉应探讨自动售检票系统(AFC)失败的原因,而非仅要求增设新的KTM售票柜台

    (2015年8月22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新闻媒体声明

    首相纳吉应探讨自动售检票系统(AFC)失败的原因,而非仅要求增设新的KTM售票柜台

    据8月7日的报道,首相纳吉要求吉隆坡中环火车站的KTM增加人力售票柜台,以便减少民众排队买票的流量。[1] 与其要求KTM增加人力售票柜台,首相应质询交通部为何于2011年所颁发总值8千5百万令吉的自动售检票系统(AFC)合约是完全失败,并造成他自己所观察到吉隆坡中环火车站的排队长龙。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巴生谷地区的KTM站。

    回顾2011年,针对颁发给Hopetech有限公司总值达8千5百万令吉的自动售检票系统合约,潘检伟曾质询Hopetech和该公司两名董事的历史纪录,包括为Hopetech的标价远比其他两位竞标者高出18巴仙。[2] 在2013年,潘检伟接着也发表另一个文告要求解释为何没有采用自动售检票系统和呼吁终止Hopetech的合约。[3]

    在我的行动党同志张聒翔最近所收到的国会答复如此表示,Hopetech的合约在2013年4月被取消了,因为该公司未能履行合约内容。此外,Hopectech高达2150万的付款已被扣留。(请参阅以下附录一)。接着,我进一步地检查了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CCM)的最新资料,发现Hopetech目前是处于被清盘的阶段。(请参阅以下附录二)

    同一时间,巴生谷一带的KTM火车站还有很多未安置和包装已被打开的AFC售票机器。(请参阅以下附录三)

    与其要求增设更多的人力售票柜台,首相纳吉不如指示交通部:

    i) 针对为何Hopetech起初获颁此合约一事展开调查和解释为何该公司无法履行合约里的工作内容

    ii) 要求反贪污局公开为何颁发合约给Hopetech的调查结果(若此属实的话)

    iii) 解释总值达8千5百万令吉的合约里共有多少已付给Hopetech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索取回全部或部分的钱

    iv) 公开身为Hopetech的小股东,马来西亚创投管理有限公司(MavCap)和武装部队基金局(LTAT)的投资损失(附录四)

    v) 向公众解释新合约将被颁发的过程和什么样的措施来进行严格监督以避免重蹈覆辙。

    除非,首相宁愿选择较便宜的作法,也就是在全马的KTM火车站增设人力售票柜台。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Appendix 1: Parliamentary Reply to Teo Kok Seong, MP for Rasah

    Appendix 2: Hopetech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winded up / liquidated

    Appendix 3: Uninstalled and unwrapped AFC ticketing machines in KTM Serdang

    Appendix 4: Ownership of Hopetech Sdn Bhd (Mavcap and LTAT as minority shareholders)

    [1] http://english.astroawani.com/malaysia-news/more-counters-staff-kl-sentral-thanks-pm-68746

    [2] http://tonypua.blogspot.com/2011/01/ktmb-rm85m-contract-to-company-without.html

    [3] http://tonypua.blogspot.com/2013/07/ktmbs-rm85m-automated-fare-colle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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