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Dr. Bruce Gale的《纳吉经济学有利于马来西亚经济》 有感而发

    (2017年9月6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

    Dr. Bruce Gale的《纳吉经济学有利于马来西亚经济》 有感而发

    当我读了Dr. Bruce Gale写了一本关于纳吉经济学的书籍,总体就是大力赞扬纳吉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改革计划时,我承认感到很惊讶。我初次接触到Dr. Bruce Gale的名字是拜读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题为“马来西亚的政治与公共事业(1981年)”。我相信这本著作的出版是根据他在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所写的一篇博士论文。自此,根据我的了解,盖尔博士就已经陆续出版了不少书籍,并在新加坡从事政治风险的咨询工作。直到在上个长假周末读完整本书籍,我才不禁想要反驳这本书中的种种论据。这本书的页数并不长,仅有99页,其中涵盖了大部分你我都熟悉的财政预算案资料,国家经济转型计划下的各种项目和纳吉政府所推行的关键经济政策。花了约2小时读完成这本书后,我发现Dr. Bruce Gale在分析纳吉经济学时所出现的巨大歧见。

    Dr. Bruce Gale将纳吉经济学描述为无视短期政治成本,大力通过宏观经济和行政改革来提高国家经济的韧性。他认为尽管纳吉作出了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决定来落实消费税,撤销津贴,展开结构性改革,以便让国家经济从长期来看可以较为稳定。这种论调并不新鲜。这些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里的基本原则。这些机构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都会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类似的建议,再从中希望这些国家能从它们获得经济上的援助。这种提倡紧缩经济政策的传统观念背后的问题是第一,它们忽略了政策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特别是针对那些收入较低的人民;其次,它们忘了分析藏在细节中的魔鬼

    (i) 请问什么是撤销津贴后的缓解措施?

    在纳吉经济学的分析里,Dr. Bruce Gale强调了撤销对白糖,石油和电费的津贴。但他忽略了撤销其他必需品的津贴如面粉和食用油及收费站对人民所造成的影响。他也没有深入讨论政府撤销津贴后到底实施了怎样的缓解措施。

    我还记得在2010年,PEMANDU的首席执行员拿督伊德里斯就是政府会通过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来减缓了津贴被撤销后的冲击。例如,撤销了汽油津贴后,政府会提供每辆排放量小于250CC的摩托车主可获得54令吉的年度补贴,而每辆排放量小于1000CC的小型车主可获得126马币的年度补贴。为了缓解收费站价格上涨的影响,他也承诺提供重度公路收费站使用者高达20%的回扣率(每月超过80笔交易)。为了缓解白糖,面粉和食用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贫困家庭将在第一年获得20令吉的现金回扣,及在第二年通过MyKasih卡获得数额不明的回扣。结果,这些缓解措施在2011年(或从未被实施)只字未提导致特别是脆弱中下阶层消费者,在经济上受到更糟糕的影响随后,医疗费用和大学学费也因“津贴合理化”计划而上涨。

    来源:拿督伊德里斯在2010年5月27日对合理化津贴开放日所发表的演示文稿[1]

    (ii) 预算外的开支大幅增加

    Dr. Bruce Gale也赞扬纳吉经济学因为他试图改善马来西亚的总体赤字状况,即减少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但他却没有提及任何有关预算外开支及纳吉政府的有可能产生负债的上涨。

    由联邦政府全面保障,政府所拥有和政府所实际控制所有可能产生的负债或债务从2010年的969亿令吉增加到2016年的1,870亿令吉,涨幅近901亿令吉或93。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国家预算开支总额仅增长31.52010年的2.03亿令吉增加到2016年的2.67亿令吉涨幅近640亿令吉。如果Dr. Bruce Gale认为,落实消费税从长远来看是有必要的,以便改善马来西亚的财政状况,那他也应该稍微讨论这些有可能产生的负债的增加所造成的长期影响?一些规模较大有可能产生的负债包括,由联邦政府出资的轻快铁延伸路线,来临的轻快铁三号线,捷运1号线,2号线和3号线,东海岸铁路及高速铁路?

    这甚至还没包括联邦政府使用财政手段来维持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低于55%的水平。例如,财政部从2010年至2013年将预算里的发展开支的279亿令吉,转移到由财政部99%所拥有的Pembinaan PFI私人有限公司。[2] 这样的举动可以在短期内替政府减少了预算开支,但却会增加政府未来20年的长期利息支出。

    这也不包括另外由财政部所拥有的Pembinaan BLT私人有限公司所花费近100亿令吉来建造新的警察宿舍和设施。政府为此每年还要向这间公司偿还租金。[3]

    这也还没有考虑政府将公务员高达2200亿令吉的房贷债务转移到公务员房屋融资委员会(由财政部所拥有的新机构)。[4]

    有鉴于Dr. Bruce Gale多么熟悉马来西亚公共服务部门,因此,我会恨惊讶他的分析竟然会排除这些不可避免地影响马来西亚政府财务状况的大现象,因为这些大量预算外的债务最终还是必须由联邦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承担。

    (iii) 首相署的预算拨款急剧上升

    Dr. Bruce Gale在文中有提到,汽油津贴所占的国家预算的比例越来越高,是一种这种资源分配不当的现象,因此建议撤销汽油津贴的必要性。但是,他却完全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在纳吉执政期间,首相署所获得的预算拨款明显提高。首相署所获得的总预算拨款(运营和发展开支)从2010年的122亿令吉提高2016年的203亿令吉,涨幅高达66.5。回想起来,国家总预算在这段时间内仅提高了31.5%。换言之,首相署所获得的预算拨款的涨幅是总预算的两倍之多!尽管在野党年复一年都关注这项课题,为什么Dr. Bruce Gale却没有在分析中考虑此潜在的资源错配现象 ?

    (iv) 纳吉在经济自由化和提升竞争力上所作出的努力到底有多深化

    Dr. Bruce Gale在文中也有提到,纳吉在27个投资领域上决定废除必须给予马来人30%股权的要求,来佐证纳吉政府努力使经济自由化,哪怕这些政策可能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但有望对马来西亚经济竞争力产生长期的积极效果。但是,他忘了提到纳吉政府下缺乏透明度和开放的领域。

    他忘了提到公共私人界合作协议(PPP)的存在,导致我国已经承担过去不公平协议所带来的恶果,同时我们在未来还会继续签署新的协议。另外,他也没有对不平等的收费站特许经营协议进行重新谈判,导致政府的开支最终因赔偿给收费站运营商而先提高,接着收费站费用会政府随后撤销该津贴而进一步地提高。此外,他也允许通过直接谈判和不公开条款及条件来颁发新收费站合约。MRT一号线和二号线计划也在无需公开招标的情况下直接被颁发给Gamuda-MMC集团。目前,马来西亚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价值高达550亿令吉的东海岸铁路线计划(ECRL)也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被颁发给一间中国公司。

    (v) 过度依赖PEMANDU所提供的年度报告内容

    Dr. Bruce Gale从经济转型计划(ETP)和政府转型计划(GTP)的年度报告中大量引用了统计数据和例子,来作为纳吉在行政和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成功的证据。举个例子,他采用了这些统计数字,如显示犯罪率大幅度下降的关键指标,并仅表面地列出刚动工的各种“试点项目”(EPP)所带来的账目价值。可是,他从来没有试图验证这些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我仍支持于2012年前曾与郑其昌合作撰写对经济转型计划(ETP)的批评里的论点,此文章后来也通过义腾研究中心(REFSA)集结成书来出版。事实上,我们提出的许多预测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批评包括,一些耗资高达数十亿的试点计划,如耗资100亿令吉的沙巴加拉布乃综合度假城,及位于彭亨北根耗资30亿的丹绒阿加斯原油及天然气和物流工业园并不具有任何经济促进意义,并终将成为新的白象项目。[5] 虽然,现阶段还不适合对ETP进行全面的检讨和评估,但我仍十分相信,Dr. Bruce Gale并没有在这方面进行透彻的尽职调查。即使所谓对ETP展开评估的“独立审查小组”也是由PEMANDU委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该小组的真正独立立场保持一定的质疑。

    (vi) 忽视一马公司1MDB)和联土全球(FGV)事件的丑闻

    Dr. Bruce Gale实际上在写这本书之前是知道这两宗不容忽视的丑闻。第一个是1MDB全球丑闻,另一个是在土展局全球创投(FGV)的管理不当丑闻。在他的序言中,这两宗丑闻都不是该分析要研究的对象。他指出,“1MDB和FGV可被视为是企业战略,而非宏观经济改革”。可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Dr. Bruce Gale在赞好“纳吉经济学”的整个前提,建立在纳吉所作的决定将使我国长期处于经济将为健康的地位。可依目前来看,如果政府被迫未来继续支付1MDB的债务,恐怕我们难以实现这点。马来西亚政府也在未来5到10年内偿还1MDB所欠由伦敦和阿布扎比控制的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IC)的65亿美元。我们也不能忘记,马来西亚政府可以直接受益于拍卖现在的敦拉萨国际贸易金融中心(TRX)和大马城计划有价值的土地和赚取手续费,而不是以极便宜的价格来出售这两块土地给1MDB,以便他们可以转售土地来偿还自己的债务。我们不能忘记,政府退休公务员基金(KWAP)也被要求收购承担了1MDB近40亿令吉债务(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资产)的SRC国际公司。

    马来西亚政府也必须对FGV所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债务负责。如果FGV需要摆脱困境,联邦政府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接手FELDA的债务。这将对联邦政府的财务状况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如果Dr. Bruce Gale想分析我们国家在政府转型计划(GTP)(包括减少贪腐等的国家关键成果领域)和提升全球竞争力所进行的行政改革,那么他便不能忽视在1MDB和FGV丑闻下为何缺乏类似的改革。

    (vii) 我们明天会更好吗

    Dr. Bruce Gale对“纳吉经济学”的定义是,纳吉的经济改革对马来西亚的长期未来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此,我不敢苟同。

    在未来的5至10年的时间里,当我国的或有负债超过3000亿令吉和债务占了联邦预算的20%以上时,Dr. Bruce Gale是否还会大赞纳吉经济学吗?如果政府被迫将消费税提高到10%以上以便偿还纳吉执政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呢?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但这些可能性都在Dr. Bruce Gale对纳吉经济学的分析里完全只字不提。

    Dr. Bruce Gale给予纳吉的经济决策高度的评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目前在诺丁汉大学从事经济学家的培训。事实上,他提出了“纳吉是在国家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专业训练来领导政府的经济学家”。虽然本篇文章并非要探讨纳吉如何在从政或担任首相期间如何运用他在诺丁汉大学所学习到的经济学知识。但我衷心希望Dr. Bruce Gale可以运用多年的政治和经济学知识,来对纳吉经济学和为马来西亚带来的长期影响而撰写一个更有批判性和分析更全面的论文。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http://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0/05/27/idris-jala-msia-must-cut-subsidies-debt-by-2019-or-risk-bankruptcy/

    [2] http://www.themalaymailonline.com/malaysia/article/putrajaya-confirms-pembinaan-pfi-debt-pile-near-rm27b#HfILshAg8w3pwCIR.97

    [3]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1/01/13/pembinaan-blt-plans-rm10b-sukuk/

    [4]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6/06/11/malaysias-debt-burden-eases-as-loans-shifted-to-mortgage-agency/

    [5] http://www.refsa.org/focus-papers/a-critique-of-the-etp-part-3-iii-doubtful-epps-doubtful-achievements-and-due-diligence/

  • 致沙烈赛益的一封信:2017年与1990年今非昔比

    (2017年8月28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

    致沙烈赛益的一封信2017年与1990年今非昔比

    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沙烈赛益日前回应我对第14届大选马来西亚将有大约15%转投在野党的马来摇摆票的分析,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这是因为国阵部长通常不屑回应我所发表的有数据和事实的媒体声明。因此,正当大选越来越靠近之际,我祝贺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开始意识到马来摇摆票的重要性。

    首先,我必须同意他在部落客里的某些观点。[1]

    我同意的第一个观点是,尽管在2008和2013大选对选民投票倾向的调查,年轻人支持在野党的比例大于中老年人,我们也不能贸然假设更多的年轻选民会在下一届大选中继续投给希望联盟。无可否认的是,青年和体育部长凯里目前已成为国阵吸引年轻选民的王牌之一,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十分受到年轻一族的欢迎。对我而言,凯里的社交媒体策略远比纳吉首相来得更有效。 最近,随着他不断贴近人民来鼓励和支持我国东运会选手,甚至代表我国参加马球运动,导致凯利的受欢迎程度又更上一层楼。

    其次,相比1999年大选,我也同意我国目前还没有面临任何经济危机。

    但沙烈赛益也应该意识到2017年与1990年今非昔比。

    在1990大选之前,在野党在177个国会议席中仅有27席,或只占15%。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在野党(包括独立国会议员)在222个国会议席中就有89席,或占40%。

    在1990大选之前,在野党并没有掌握任何州政府的政权。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在野党已拥有三个州政府的政权。

    在1990大选之前,所有主流媒体均由政府控制。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网络媒体正使主流媒体在吸引用户流量方面吃尽苦头。另外,社交媒体已成为在野党向选民传达信息的替代管道。

    在1990大选之前,在野党是由离开巫统的前财政部长所领导。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在野党是由一名前首相,两名前副首相,各在野党领袖们,一名前州务大臣(吉打),一名现任州务大臣(雪兰莪州)和州首席部长(槟城)所领导。

    在1990大选之前,在野党领袖大多默默无闻。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希望联盟40岁以下的年轻领袖包括努鲁依莎,赛沙迪,黄家何,杨巧双,再里尔,杨美盈,沈志强,卡斯杜丽等等。反之,除了凯里之外,国阵的知名年轻领袖无非就是富有争议性,欲竞选巫统青年团团长的嘉玛。

    在1990大选之前,消费税并未落实;石油,白糖,食用油和其他津贴都仍存在。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消费税的落实和各项津贴的取消已大幅度地影响人民的支配收入,同时提高乡区人民的生活成本。

    在1990大选之前,当时的首相并没有涉及任何大型丑闻来玷污我国声誉。如今,在14届大选的前哨,由于一马公司的丑闻,数百万的钱涉嫌被偷用来购买钻戒,别墅,名画,海报,游艇等,马来西亚已沦落成全球盗贼统治国家。

    以上所有因素并不意味着从国阵流到在野党的15%马来摇摆票将成为事实。但是,我们也不禁好奇沙烈赛益的部落客是否凸显巫统本身已开始害怕这15%马来摇摆票在来届大选终成事实?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https://sskeruak.blogspot.my/2017/08/analisis-ong-kian-ming-menarik-tetapi.html?m=1

  • 国阵在第14届大选失去15%马来选票是否天方夜谭?

    (2017年8月26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

    国阵在第14届大选失去15%马来选票是否天方夜谭?

    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早前指出“马来海啸”将席卷第14届大选,并有望带领希望联盟夺下中央政权。

    较早前,林吉祥也提出“10和5方程式”,即10%马来人和5%非马来人,将原本投给国阵的选票转投希盟,希盟就能拿下165个国会议席中的113席(占了68%),为前进布城铺下美好的道路。

    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转投希盟的马来选票来夺下布城政权?一旦国阵在第14届大选失去15%马来选票,所谓的“马来海啸”的到来是否天方夜谭?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1995年至2013年的族群投票倾向。

    图表一显示1995年至2013年的族群投票(国阵)倾向

    图表一:1995年至2013年的(马来西亚半岛)族群投票倾向

    1995 1999 2004 2008 2013
    Malay 81% 54% (-27%) 65% (+11%) 59% (-6%) 64% (+5%)
    Chinese 55% 65% (+10%) 75% (+10%) 35% (-40%) 14% (-21%)
    Indian >90% >90% (NA) >90% (NA) 48% (-42%) 38% (-10%)

    (Change from one election to the next is in brackets) (NA = Not Available)

    Source: Estimates by Dr. Ong Kian Ming

    从图表一,我们曾经看到超过15%马来选票摇摆的例子。那就是国阵原在1995年大选取得81%马来支持,却在烈火莫熄后的1999年大选,骤跌27%至54%。这些议席都流失到伊党,在吉打、登嘉楼、吉兰丹三州拿下许多国会议席,一举成为国会最大在野党。在1999年大选保住国阵政权的,乃是非马来选民:华裔支持率从1995年的55%,约增加10%至65%;印裔则维持在逾90%。

    以2004年大选为例,国阵的马来率从54%涨至65%,华裔选票则提升10%至75%,创下马来西亚历史的新纪录。这也应归功于阿都拉的“新首相效应”来协助国阵拿下91%国会议席。
    2008年政治大海啸,国阵大量流失非马来票,华裔票从75%下滑至35%,狂跌40%;由于兴权会运动,印裔票则从90%猛跌48%,跌幅至少为42%。马来票微跌,从65%落到59%。

    到了2013年大选,国阵的马来票稍增5%至64%,华裔与印裔票则分别下跌21%与10%,至14%与38%。

    回到我们最初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到底在第14届大选能期待多少的马来摇摆票?随着敦马所成立的土著团结党,希望联盟的组成,我们要拿下10%马来票应该问题不大。此外,有着不受欢迎的首相、一马公司丑闻、消费税、生活费高涨等因素,马来票可能在第14届大选从国阵流失。国阵流失15%马来票,会让其马来支持率降至50%左右,使得国阵危如累卵。国阵要面临15%票以上的流失,一般不会发生,但我们处在异常情况。它曾在1999年的马来选民之间发生,又在2008年的非巫裔选民之间发生。一般情况下,如果在2013年你问我前首相马哈迪与前副首相慕尤丁会否组成土著团结党来对抗巫统,我会一笑置之。但如今,这已成事实。因此,15%马来海啸也并非天方夜谭。

    当然,若国阵流失15%马来选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选票多少会到希盟,多少由伊党取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则有待另一篇文章来继续讨论。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 呼吁罗斯玛与其前往英国度假,倒不如去一趟新加坡学习如何让更多马来西亚学生有机会进入牛津剑桥大学深造,帮忙节省纳税人的钱包。

    (2017年8月16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1]

    呼吁罗斯玛与其前往英国度假,倒不如一趟新加坡学习如何让更多马来西亚学生有机会进入牛津剑桥大学深造帮忙节省纳税人的钱包。

    首相夫人罗斯玛本月初因前往英国旅行而招收到非常多的批评。她对此曾回应,此趟英国之旅,包括访问牛津大学,并非单纯度假而是为PERMATA幼儿教育计划下的孩子铺路,以便未来有机会考入该大学。[2] 可是,根据罗斯玛的说法[3],如果PERMATA的预算是如此有限,那我就建议她与其去英国,不如跨境前往新加坡,了解该国的顶尖学府如何帮助自己的学生考入牛津大学。

    根据最新的统计,目前在牛津大学共有290名新加坡学生,而马来西亚只有145名。而剑桥大学目前共有351名新加坡学生,而马来西亚则有239名学生。(请参阅下表一)

    图表一:分别在牛津和剑桥大学深造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学生数量(本科生和硕士生)[4]

    Oxford 牛津大学 Cambridge 2016/17 剑桥大学
    Singaporeans 新加坡学生 290 351
    Malaysians

    马来西亚学生

    145 239

    Sources: https://www.ox.ac.uk/about/international-oxford/oxfords-global-links/asia-south-east/asia-south-east-country-statistics?wssl=1#content-item–6 (Oxford), http://www.prao.admin.cam.ac.uk/data-analysis-planning/student-numbers/snapshot-nationalitydomicile (Cambridge)

    根据人口比例,新加坡比马来西亚多送9倍多的学生前往牛津和剑桥大学深造。[5] 基于新加坡拥有如此骄人的成绩,因此罗斯玛更有理由去学习新加坡背后成功的秘密。她只需要参观新加坡成功将大多数学生(包括不少的马来西亚学生)送往牛津剑桥深造的五所学府- 莱佛士学院,华中学院,维多利亚初中学院,淡马锡初级学院和国家初级学院。如果是这样,她会发现以下几点:

    1) 学术成就普遍非常

    在大多数学校,只有少数或前5%的学生会在STPM考获4颗A。能考得CGPAs 4.0的学生少之又少。举个例子,在莱佛士学院,同期考得4颗A的学生占了2016年[6] 全级的53%(1162名中的629名的学生)。因此,基本上如果你要在这所学校的人群中随便投掷一块石头,都有超过50%的机会击中考得4颗A的学生。

    学术成就高的学生越多,意味着你先拥有越多有潜力成功申请到牛津剑桥深造的学生。虽然我们可以争辩学术成绩能否真正反映一名学生的潜力,但是良好的学术成绩是被牛津剑桥录取的基本条件是毋庸置疑。牛津剑桥通常也会依照这些学生的特定学术成绩来决定是否要录取。 大多数的基本入学条件都要求学生在A level(或同等学历)至少考得3颗A或4颗A。

    作为PERMATA的负责人,罗斯玛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目前有多少高中生在A level(或同等学历)考得全颗A的成绩?而PERMATA又要如何才能取得与新加坡顶尖学院相似的学术水平?

    2) 积极在各种高智力的挑战赛事曝光

    新加坡顶尖学府的学生都有机会扩展自己的视野,并投入超越其一般教学大纲之外的赛事。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和信息学等科目中表现出更杰出的学生们都有机会获得培训,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新加坡团队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由于学校[7]和国家[8]都拥有各级别的奥林匹克训练设施,导致了新加坡能够不断地强化和改进在这些国际学生比赛中的表现。例如,新加坡自2011年起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都成功挤进十强排名。[9] 许多参加这些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都有很高可能性地成功申请进世界顶尖学府,包括牛津剑桥。

    除了参加只允许相对较少的学生开放的奥林匹克竞赛之外,一些对其他领域包括艺术,公共政策,科学研究和信息技术感兴趣的学生都有其他管道参与这些领域的专业计划。[10]

    另外,想要了解大学程度课程的学生们也可以选择在A-levels参加H3级别的考试(“一般”A-levels同时也拥有一份被称为H2级别的考试)。参加H3级别考试的学生们也因此学习了如何在自己的领域提出更多有启发性和重要的问题,并有助于他们在牛津剑桥的入学考试里撰写文章和回答问题。

    这也可能是国家学前教育精明计划(PERMATApintar)诺贝尔得主思维计划(Nobelist Mindset Program)的出发点之一。[11] 该计划是为了协助马来西亚学生了解诺贝尔奖得主的认知和观念。但是此计划的以下描述中,我们甚至连要训练可以用英文写正确段落的毕业生都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更别提培养诺贝尔奖得主:

    “This workshop was held for 5 days at the PERMATApintar Center.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12 groups and will be taught by two instructors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be exposed sciences to become a scientist and features a prize winner. The workshop was also attended by the students of the boarding school from the outside (SBP, BPT, SKK and so on. The highlight is the selection of students and Young Scientist who managed to qualify for Londo trip. The trip to London wa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participants to visit special laboratories relating Nobel there.”

    3) 拥有经验丰富的学术职员

    要考进这些顶尖的海外大学不仅仅是要求杰出的学术成绩。例如,你需要精心撰写可以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申请论文。这包括可信度高的引荐信,额外准备牛津剑桥考试所需要的科目,如何应付这些考题,及如何在面试期间与牛津剑桥的职员进行交谈。新加坡大多数的顶尖学府都拥有经验丰富的全职学术职员,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准备申请给这些顶尖大学。[12] 这也是莱佛士学院能成功送学生进剑桥的方面排名最高的原因之一。[13]

    据我所知,PERMATA Pintar是没有任何全职学术职员来帮助学生准备如何选择高等教育。最接近的计划,相信就是其中一个辅导计划,一名来自国民大学的学术人员会在学生的兴趣领域范围内提供相应的指导。[14]

    4) 拥有合格和训练有素的教师

    这些顶级学府里的许多教师都是新加坡教育部教学奖学金的得主。这意味着在这些教师任教之前,他们都曾被教育部赞助前往海外留学深造。 有则到像牛津大学般的海外顶尖大学深造。 此外,在这些顶级学府里,我们也有看到在海外高中教学经验丰富,包括曾在英国学校任职期间成功送进了大批学生进牛津剑桥的外籍教师。

    PERMATA是否拥有类似的教职人员,以便协助为在PERMATA学习的天才们创造最优的学术环境呢?这些教职人员是否拥有正确的经验,不仅协助这些学生在学术上表现杰出,而且能提供学生一种心智上的准备,好让自己未来能成功申请海外顶级大学如牛津剑桥?目前,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有任何迈向以上目标的迹象。

    PERMATA的职责是为其高智商学生创造超群的学习环境。一个能让高表现者全方面成长和人才辈出的学习环境。最后,我们最不想要看到的是,用马来西亚高官(如罗斯玛)参访和捐赠所“换”来的牛津剑桥学生名额。

    罗斯玛不必劳师动众带领约30名或更多的团队前往英国,以便协助PERMATA的学生前往牛津剑桥深造。反之,她只需携带几位PERMATA高级管理层和老师们跨境前往新加坡探访。如果罗斯玛想节省更多的费用,那她应该直接前往本地的一些 A level顶尖学院,因为它们常年经常把许多学生送往牛津剑桥大学深造。这些学校包括马友乃德基金学院(KYUEM),端姑查化学院(Kolej Tuanku Jaafar),卫理公会学院,泰莱学院和位于莎阿南的INTEC学院。如果是这样,那么罗斯玛就不用时常要求自己丈夫-纳吉首相为PERMATA提供更多的拨款。

    最终,无论罗斯玛代表PERMATA进行多少次的海外访问,我不确定她是否学习到一个最根本的启示,那就是要真正要使这些为“天才学生“而设计的计划拥有可持续性和成功,我们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教育体制基础,而非将它当成踏脚石来推动个人议程或增添自己感觉良好的面子。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Disclosure: Dr. Ong Kian Ming did his ‘O’ levels in Raffles Institution and his ‘A’ levels in what was then Raffles Junior College under the Asean scholarship

    [2]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91057

    [3]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91059

    [4] These figures may underestimate the number of Oxbridge entries the Singapore education system is responsible for since some of the Malaysians who go to Oxbridge also studied in Singapore.

    [5] Abbreviation for the Universities of Oxford and Cambridge

    [6] https://rafflespress.com/2017/02/24/a-level-results-2017-rafflesian-excellence/

    [7] https://rafflesmatholympiad.wordpress.com/programme/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ngapore_Mathematical_Olympiad,

    [9] https://www.imo-official.org/results.aspx

    [10] http://www.ri.edu.sg/#Page/RafflesProgram-36/

    [11] http://www.programpermata.my/en/pintar/nobelist

    [12] http://www.ri.edu.sg/#Page/Student-45/ for Raffles Institution; http://www.hci.edu.sg/advantage/future-after-hci/tertiary-education for Hwa Chong Institution; https://sites.google.com/a/vjc.sg/the-vjc-scholarships-guide/scholarship-programme-at-vjc for Victoria Junior College.

    [13] https://www.crimsoneducation.org/au/blog/cambridge-acceptance-rates-schools

    [14] http://www.programpermata.my/resources/download/RESEARCH-MENTORING-PROGRAM-2013.pdf

  • 希望联盟将向马来亚铁道公司及旗下的工人提供更公平的协议

    (2017年8月9日)希望联盟发表的媒体声明

    希望联盟将向马来亚铁道公司及旗下的工人提供更公平的协议

    铁路链接协议(RNAA)是马来亚铁道公司(KTMB)与铁路资产机构(RAC)之间签署的协议。在该协议下,马来亚铁道公司将资产如车厢和土地转让给铁路资产机构。这项协议将在2018年内被执行。[1]

    希望联盟反对铁路链接协议的原因如下:

    (i) 这提供了政府一个方便之门,好让朋党多了一个途径来来侵蚀马来亚铁道公司的核心业务,包括占其收入的42%的运费和运输生意(举例:2015财政年度中16亿令吉的2.16亿令吉)。

    (ii) 这将进一步地增加马来亚铁道公司的运营成本,因为铁路资产机构将徵收使用车厢的费用。

    (iii) 铁路资产机构旗下的38名员工并没有任何职权来正确管理其资产,包括维护车厢和铁路轨道。因此,这些工作极有可能会被外包给其他的朋党公司。

    由于低廉的门票价格和昂贵的采购合同,马来亚铁道公司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就因无法操作的自动收费系统(AFC) 而累积了高达8.55亿令吉的亏损。[2] 这导致了时任的马来亚铁道公司主席沙比尼(Sarbini Tijan)最近被勒令休假,以便接受涉及数百万令吉采购交易的内部调查。[3]

    此外,铁路资产机构也没有正在获利。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它就已累计了高达3.72亿令吉的亏损。更重要的是,铁路资产机构旗下并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来妥善管理价值360亿令吉包括土地的资产。铁路资产机构在车厢维护和管理不善的问题都在2013年的稽查报告里被提出。[4]

    希望联盟想对马来亚铁道公司和旗下的6000名员工提出一个更公平的建议:

    1) 废除铁路资产机构与马来亚铁路公司之间签署的铁路链接协议

    2) 要求铁路资产机构将资产归还给马来亚铁路公司,以便后者得以永续经营。铁路资产机构的规模太小,会阻止自己从其他管道来增加收入,比如交通导向的产业开发,广告和零售生意等。这些资产应归还给马来亚铁道公司,以便加大力度地发挥自己在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 这也成为马来亚铁路公司重新获得盈利的一个途径,同时也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增加车票的必要。

    3) 重新检讨东海岸铁路链接工程之成本与适宜度。东海岸铁路旗下的资产,如车厢,铁路轨道,土地和车站,并不归铁路资产机构或马来亚铁道公司所拥有。 相反,它将归由一个新成立的财政部100%所拥有的马来西亚铁路(MRL)私人有限公司,据报道,东海岸铁路的服务将由另一个尚未透露的公司来运营。[5] 东海岸铁路的成本不仅非常昂贵,甚至很有可能通过直接谈判来颁发它的运营服务合同。

    4) 马来亚铁路公司的所有资产与服务都必须进行公开招标

    5) 不私营化马来亚铁路公司

    通过这些政策,我们可以为马来亚铁路公司制定财务盈利的路径,保证乘客价格持续低廉,确保数千名铁路工人的就业安全和福利。

    团结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
    瓜拉冷岳区国会议员阿都拉山尼
    瓜拉吉赖区国会议员哈达蓝里

    [1] http://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transport-ministry-says-agreement-will-not-cost-4000-job-losses-ktmb

    [2] http://tonypua.blogspot.my/2011/01/ktmb-rm85m-contract-to-company-without.html and http://ongkianming.com/2015/08/22/press-statement-prime-minister-najib-should-look-at-the-failure-of-the-automatic-fare-collection-afc-system-rather-than-asking-for-new-ktm-ticket-counters-to-be-added/

    [3]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7/01/11/rail-controversy/

    [4] http://english.astroawani.com/business-news/highlights-auditor-generals-report-2013-series-2-37880

    [5]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7/03/29/east-coast-rail-kicks-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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