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案里所宣布的投资项目应谨慎地被看待

    (2015年10月25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新闻媒体声明

    预算案里所宣布的投资项目应谨慎地被看待

    在首相纳吉上周五的财政预算案演讲中,他在“优先加强经济的复苏能力”的章节中宣布一笔数目很大的投资。这一笔的投资总额高达1370亿令吉。或许很多民众首次对政府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和发展开销的举措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在2016年的财政预算报告里仅提呈之前首相所宣布的3.1巴仙或42亿令吉。剩余的96.9巴仙或1329亿令吉都落入由特殊用途公司(SPVs),官联公司,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和私人企业所运作的非预算项目 。

    在特殊用途公司(SPVs)项目下的投资开销共高达825亿令吉或占总额的60.2%。其中项目还包括沿联邦大道的巴生谷捷运计划(MRT)路线1和2,轻快铁(LRT)延伸路线和第3轻快铁计划(LRT3)以及位于哥打京那巴鲁的快捷巴士(BRT) 系统。官联公司(GLC)项目的投资开销则有445亿令吉或占总额的32.4%。其中包括国库控股在9个重点地段的67亿令吉投资项目和国家石油公司在柔佛州的边佳兰所投资高达180亿令吉的RAPID COMPLEX建筑工程项目。据我所了解,另一个价值高达50亿令吉的“大马宏愿谷”也将会是私人界主导的发展项目。[1] 再来,投资额高达900亿令吉的敦拉萨路交通舒缓计划也被宣布为一项公私伙伴关系(PPP)计划。最后,剩余的42亿令吉的政府项目实际上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旧项目。例如,价值15亿令吉的乡村地区水电供应项目早已经被列入政府转型计划(GTP)下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关键成果领域(NKRA)。

    事实上,为何上述所宣布约97%的投资项目都被列入非预算项目必须受到我们的重视?

    首先,有一些项目并不可能如首相纳吉所宣布般落实或吸引该数额的投资。例如,政府控股的Cyberview私人有限公司底下价值高达110亿令吉的赛城市中心发展计划 (Cyberjaya City Center)。[2] 根据2013年总稽查司报告(第三系列),Cyberview公司拖欠政府5亿7千100万令吉,甚至没有能力支付利息,因此很难让人相信该公司能够斥资110亿令吉来落实该计划。另外,我们还看到由纳吉于2011年所宣布斥资30亿令吉的Nexus Karambunai度假村计划迄今4年后仍未见任何工程落实的迹象。再来,我们也同样合理地怀疑马来西亚机场底下斥资70亿令吉的吉隆坡航空城(KLIA Aeropolis)和耗资50亿令吉的“大马宏愿谷”。

    其次,一些投资可能没有直接利惠人民。例如国库控股通过其IHH保健公司在2015年及2017年期间预计将投资6亿7千万令吉来兴建新医院,并扩充依斯干达、吉隆坡、巴生、马六甲及亚庇的现有医院。[3] 然而这些都是私家医院,因此受惠者将都会是那些有能力负担私家医院服务的病人和IHH属下的单位。届时,国库控股会否缴付额外的收入利息给政府还是个未知数。

    第三,我们必须对政府公布的任何公共私人合作计划都抱有更大的警惕,因为过去公共私人合作计划记录是完全不透明及片面地倾向私人界,大道特许经营权及第一代的独立发电厂计划就是其中的例子。因此,当政府宣布敦拉萨路交通舒缓计划时,原意是再恰当不过因为逢高峰时段该吉隆坡路段必面临严重交通阻塞的情况。既然它是通过公私伙伴合作关系来融资,那我们则不应忘了要追问谁是经营者和大道使用者的过路费是多少。

    此外,由于这些公私伙伴关系计划都是经济策划单位在没有向公众透露任何细节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很大可能性从长远角度来看是政府(有时是终端消费者)承担更大的成本,特别是若他们选择通过发行债券来支付这些项目。例如,Zecon公司,一名私人界的承包商曾获得一分合约,来兴建和租赁坐落于国民大学旁边新的儿童医院长达30年。同时,政府将不得不向这名承包商支付年租金,因为有关单位要求超过10%的回酬率(内部受益率),导致相比起自己来兴建医院,最后政府很可能会在这30年期间将支付更高的费用。[4] (显然地,由于PPP协议里的条款没有被披露,因此我们不清楚情况是否确实如此)

    第四,未来一代要为大型基本设施计划买单。轻快铁及捷运计划都是通过特别用途公司如财政部100%控股的Danainfra所发出的债券斥资。实际上,轻快铁及捷运的经营者近乎肯定没有足够的流动现金承担贷款,若此属实,那政府就必须介入承担有关贷款,意味着虽然政府从未承认这一点,既是未来一代将要承担这些债务。

    第五,政府并没有公布任何新措施确保上述发展开销合理化花费及减少浪费。例如,马来西亚通信与多媒体委员会(MCMC)每年从电信公司收集超过十亿令吉来提升边缘社区里的网络覆盖和移动电话服务。实际上,这笔高达12亿令吉的基金理应被用在提升偏僻乡区的网络渗透率。然而,自从2010年它却被用来替教师和学生们购买超过1百万台笔记电脑。分配这些笔记电脑的作法和用途一直都存有很多缺点和来自各方的异议。如果政府仍然像往常般继续我行我素。[5] 毫无疑问地,这一笔12亿令吉根本无法达到预定要提高偏乡的网络渗透率的目标。

    总而言之,在我们为首相纳吉宣布超过1000亿令吉的投资欢呼之际,先停下来想想这些投资是否最终都会落实,背后存有多少的弊端和谁将为它们买单。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http://www.ptlm.com.my/index.php/component/k2/11-insider/malaysian-vision-valley-mvv-400ha-central-park-green-lung-planned-to-be-like-the-ones-in-london-new-

    [2] http://cyberview.com.my/property/property-development-property/upcoming/cyberjaya-city-centre-project/

    [3] 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5/09/14/Khazanah-to-invest-in-projects-to-boost-economy/?style=biz

    [4] http://www.thesundaily.my/news/1268430

    [5] http://www.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mcmc-denies-handing-out-busted-netbooks-blames-students-for-faults

  • 寻找财政预算案里的“隐藏”支出

    (2015年10月22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新闻媒体声明

    寻找财政预算案里隐藏支出

    对于平民老百姓,他们会比较关心预算案如何直接地影响到自己的收入,无论是通过所得税,消费税,一马援助金的金额和相应收入水平的高低。这都是很正常的想法。但是,身为一名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和分析师,预算案不仅直接冲击到个人层面,而是一份是对国家经济有着更宏观影响的文件。其中以下几点便是我将在今天国会被提呈的财政预算案中所关心和探讨的课题。

    1) 哪一方面的开销会减少和增加?

    在每一次的财政预算案中,财政部都会提供了一本题为“Anggaran Perbelanjaan Persekutuan”或联邦政府的预计开销的报告,陈述政府各部门在目前和接下来的财政年的预计运营和发展开销的细则。[1] 除了对预算案真正有兴趣的爱好者,否则大多数人民是都没看过这份报告里的内容。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份很重要的报告书,因为它会确实地指出哪一方面的政府开销会减少和增加。

    举个例子,政府的预计开销总额从2014年的2千640亿令吉提高至2015年2千740亿令吉。但这些开销的增加并没有获得平均的分配。首相署所获得的拨款预算从2014年的165亿令吉提高至2015年的190亿令吉,同比涨幅高达25亿令吉,反之交通部所获得的拨款预算也从2014年的52亿令吉减少至46亿令吉,降幅为6亿令吉。

    这份文件告诉大家政府的开销方向和可能涉及较不透明的开销领域和项目。例如首相署所增加的25亿令吉预算大多数都用在发展开销,其中包括PR1MA房屋计划的15亿令吉,5项发展走廊特区的19亿令吉和“特别计划”的16亿令吉拨款(资料不详)。同时,国立大学的营运开销从2014年的85亿令吉减少了11亿令吉至2015年的74亿令吉。

    其他被公布有意思的项目还包括,拨款小至ANGKASA太空计划2015年的2千万令吉,大到稻米相关的各种津贴2015年的22亿令吉。

    正如所谓魔鬼藏在细节里,文件中所揭示的资料都具有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因为值得我们进一步地观察。

    2) 预算外支出的

    在每一次的预算案会议中,财政部和国家会记总部都会公布一份题为“联邦政府财政报表”的文件。它向外界提供了政府在过去的财政年的实际开销和花费。此外,它也公布了一系列的逾期的政府贷款,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及官联公司的政府担保贷款。

    为什么这些报告如此地重要?首先,逾期的政府贷款告诉了我们到底这些公司拖欠了联邦政府多少钱。例如,截止2013年,巴生港务局仍拖欠联邦政府高达37亿令吉,因为政府之前提供低息贷款来拯救被PKFZ丑闻缠身的巴生港务局。另外,截止2013年英达丽水(IWK)和国家饲养场公司(NFC)也分别拖欠联邦政府20亿和2.25亿令吉。虽然这些贷款被列为政府资产,但事实上这些公司大多数的贷款无法被偿还,因此政府必须将它们纳入呆账的机率非常高。最后,这意味着纳税人将不得不为此买单。

    其次,政府投资的名单可以告诉我们,政府在各个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实际股权。这也能告诉我们政府对哪些公司拥有有效的控制权。接着,经过一些抽丝剥茧,我们也能发现政府企图“隐藏”其债务的方式。例如,名单中有两间公司,分别是BLT建筑私人有限公司和PFI建筑私人有限公司。它们实际上是特别用途工具,来资助那些没有出现在官方发展开销预算中的各种发展计划。 例如,PFI建筑在2014财政年的债务高达265亿令吉,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意味着联邦政府必须代为支付其债务的利息。那我们是否会在这个名单中看到更多类似PFI和BLT建筑的例子?相信在今天预算案被公布后,我们将从政府2014年财务报表一探究竟。

    第三,政府担保的名单向我们揭示了政府将花费多少钱来“拯救”这些公司,一旦它们宣布破产。截止2013年,1MDB和PTPTN的债务分别是高达58亿和292亿令吉。同一时期,政府总担保(也称“或有负债”)高达1575亿令吉。若都将这些担保都纳入政府债务的计算,那我国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55%。

    当然,名单中有些公司如国能和国库控股都拥有强劲的财政表现,未来都不需要政府的纾困资助。但与此同时,政府在一些公司如1MDB所承担的风险远远高于58亿令吉的政府担保。请问类似的政府承担是否还会再增加呢?

    我们会在最新公布的联邦政府财政报表中自有分晓。

    3) 针对联邦政府的财务现况和管理的总稽查司报告

    每逢年度财政预算案的会议期间,总审计司都会公布联邦政府和各部们的的财务状况和管理表现。

    这是一份不容易详阅的文件,但它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比如各部门的财务管理,无法偿还政府贷款的公司和特定信托户口的支出表现。我也曾在同样的文件中揭发PFI建筑曾在发展开销的计划中耗费约300亿令吉。再来,我也在这里找到其他如Cyberview私人有限公司已经对联邦政府累积高达5.71亿令吉的欠款。

    在许多更抢眼球的预算案标题占据新闻版面的同时,我会仔细地审查预算案和相关文件中的“隐藏”支出,因为或许从中能找到其他更有趣和涉及国家财政现况更重要的信息。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 在国会紧急辩论上针对烟霾问题所提出的5道问题

    (2015年10月22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新闻媒体声明

    在国会紧急辩论上针对烟霾问题所提出的5道问题

    在昨天的国会紧急辩论,我提出了5道针对烟霾的课题。但由于时间的限制,部长并无法回应大多数的问题。

    • 马来西亚版本跨境烟雾污染法进展

    早前,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部长曾宣称马来西亚将根据2014年新加坡的法令为参考,来制定自己版本的跨境烟雾污染法令。

    我对部长问起我国版本的法令会否针对新加坡版本的弱点来改进,包括对需替烟霾问题负责的单位作出200万新币的最高罚款。相比起这些公司动辄高达数十亿的收入,这样罚款的金额则显得微不足道。

    有趣的现象是,尽管我表示了新加坡政府已向4间被发现导致烟霾问题的印尼公司发出通告,部长在回答中仍坚持指出新加坡的法令只能用来对付在自己国家注册或拥有分行的公司。 (更新:截至目前,新加坡政府已发出了6封通告,其中5封是致予印尼公司,而只有一封是给在新加坡拥有办公室的亚洲浆纸集团(Asia Pulp and Paper). [1]我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显示这5间印尼公司是在新加坡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不仅如此,部长也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我国版本的法令什么时候将在国会上被提呈。

    • 在我国参与公开烧笆活动的马来西亚公司与分公司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我进一步地提供具体的马来西亚公司资料,其印尼的分公司被提控涉及放任其他单位在自己的园地进行烧芭活动。PT ADEI种植工业公司,是大马上市公司吉隆坡甲洞KLK的分公司,该经理被提控涉嫌疏忽,无法阻止其他单位于2014年9月份在自己园地纵火和烧笆。最终,该经理被判入狱一年。同时,其中一名公司董事则被勒令罚款,并入狱5个月。[2] 因此,我询问部长会否对该公司采取任何行动,然而却再一次无疾而终。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政府也应考虑与在印尼有业务的马来西亚公司共同制定规范和标准,以便更好地管理油棕园来降低自己园地范围内发生焚烧活动的可能性。

    • 环境部空气PM10和5的测量法

    许多来自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一直都好奇为何马来西亚政府不能效仿新加坡的空气污染指数是以PM2.5来测量,即粒径更小的颗粒物的总质量浓度,而非PM10的测量法。

    我也向部长表示,马来西亚已经共有5所具备测量PM2.5空气指数设备的监测站。它们都坐落于布城,万津,蕉赖,浮罗交怡和古晋。事实上,根据2012年星报(Star)的报道,这些监测站自2011年就已拥有这些配备来测量PM2.5的空气指数![3] (更新:根据马新社的报道,目前我们共有12所具备测量PM2.5指数设备的监测站。) [4]

    考虑到当前烟霾问题的严重性,我曾向部长建议要求国家能源局通过监测站公布PM2.5空气污染指数。不出意料之外,部长的回应还是石沉大海。

    • 除了目前的每24小时测量,也要公布每3小时API测量指数

    除了目前每24小时发布一次API,我建议部长也要效仿新加坡政府每3小时就发布(API)空气污染指数。这都是为了反映更新和准确的烟霾情况,而非只参考过去24小时的平均污染指数。例如,前一天每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可能已经是100点以下,但可能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内突破200点的空气污染水平。然而,API的指数仍保持100点水平以下,因为它显示了过去24小时内空气污染的平均指数。这也是为何外界都对我们的API指数保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实际上该指数只是24小时测量的平均值。其实,我国能源局要在24小时平均指数之外再公布每3小时一次的空气污染指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新加坡政府正实施这样的政策。越更新的指数将向外界提供越清晰的烟霾情况,也有利于教育部,如针对是否要关闭第二天的学校上课时间作出更明智的决定。同样的,我没有获得部长的回应。

    • 更新监测空气素质合约的最新进展

    另外,我也指出在全国52个地点进行空气素质监测的工作已经让一家名为Alam Sekitar Malaysia Sdn Bhd (ASMA)的私人公司承包。[5] 为期20年的合约(自1995年起)将在今年到期。隶属首相署底下的政府私人合作伙伴计划单位(PPP)在2014年9月就公开合约招标的工作。[6] 因此,我便询问部长有关合约的最新进展和在内容里是否有加入任何条件。此外,我还提问有关合约是否有必要外包给一家私人公司,而为何不是在部门进行内部专业培训来监测空气质素,因为有则会认为这方面应该是环境部里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之一。

    同样地,没有任何回应。

    我会在预算案辩论环节中再要求部长回应上述议题。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nea-sends-notice-to-4/2149996.html and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environment/nea-asks-a-6th-company-pt-bumi-andalas-permai-to-take-measures-to-mitigate

    [2]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4/09/11/malaysian-firm-fined-executives-get-prison-role-forest-fires.html

    [3] http://www.thestar.com.my/Lifestyle/Features/2012/11/06/Clearing-the-air/

    [4] http://www.theborneopost.com/2015/10/08/doe-automatic-air-quality-monitoring-stations-work-around-the-clock/

    [5] http://www.enviromalaysia.com.my/index.html

    [6] http://www.ukas.gov.my/en/arkib-sebutharga-dan-tender?p_p_id=archivetenderportlet_WAR_tender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17&p_p_col_count=1&_archivetenderportlet_WAR_tenderportlet_keywords=&_archivetenderportlet_WAR_tenderportlet_advancedSearch=false&_archivetenderportlet_WAR_tenderportlet_andOperator=true&_archivetenderportlet_WAR_tenderportlet_delta=75

  • 政府必须善待被关在扣留中心的1918名外国儿童

    (2015年10月21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新闻媒体声明

    政府必须善待被关在扣留中心的1918名外国儿童

    昨天,我收到有关截至目前全国被关押在扣留中心人数的国会答复。我对7万1362名外国公民,当中共有1918人为儿童被关感到震惊。它占总扣留者人数的3巴仙。

    一部名为《在大马被遗弃的一群》的半岛电视台“东101”纪录片过去揭露了有儿童被关在扣留中心的课题,其中记者必须乔装成牧师来向拘留中心的一名儿童发问问题。[1] 国会答复中的数据也清楚地显示这不是一个起个案。实际上,13所拘留中心都关了儿童,最高和最低分别落在砂拉越的Bekenu(299人)和Semuja(9人)。

    依据最高至最低的顺序,这些儿童的国籍分别是缅甸(813人),印尼(422人),菲律宾(295人)和柬埔寨(121人)。这四个国籍的儿童占了总扣留人数的86巴仙。

    在此,我促请内政部作出以下几点动作:

    • 遵守马来西亚也有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CRC),以便确保这些儿童的福利和安全获得最优先的保障。
    • 与涉及国家的大使馆合作,尤其是东盟国家,把被扣留的儿童遣送回国,早日返家与父母团聚。
    • 与大马人权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团体合作,让这些被关在扣留中心的外国儿童被释放和安排在更适合的居住环境。

    在此,我促请内政部为国会议员安排一趟前往在巴生谷地区(武吉加里尔,吉隆坡国际机场或士毛月),好让大家来观察这些被关的儿童的生活条件。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101east/2014/11/malaysia-unwanted-20141118111742722400.html

  • 新加坡巡回大使比拉哈里应将马来西亚政局发展诠释为顺应霸权政党轮替的全球趋势

    (2015年10月8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新闻媒体声明

     新加坡巡回大使比拉哈里应将马来西亚政局发展诠释为顺应霸权政党轮替的全球趋势

    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学者和新加坡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题为“新加坡不是一个孤岛”的专栏文章,[1] 他将马来西亚现今的政治困境解析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尤其是华裔之间的博弈。

    我对他狭隘地诠释马来西亚政治格局感到惊讶,尤其是考虑到他所拥有的外交经验,与其观察更宏观的全球性趋势,其中一度被视为坚不可摧的政权正随着和平选举进程而逐渐被绊倒。马来西亚反对党正选择为这一斗争路线而努力奋斗。

    国阵是当今现代民主选举的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其实不然,自1929至2000年执政70多年的革命制度党在所有总统,州,立法和直辖市选举都无法被挑战成功。该党政权一度屹立不摇,主导所有政府机构,立法机构和州议会。但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候选人Franciso Labastida Ochoa在三角竞选中败给了“变革联盟”的前可口可乐总裁及瓜纳华托州长Vicente Fox Quesada。

    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台湾国民党的执政王朝也随着民进党陈水扁在三角战的胜利而被结束。近期,统治战后政局近半个世纪的日本自民党也在2009年全国大选败给了日本民主党。

    针对霸权政党通过选举制度垮台,其他较鲜为人知的例子包括,包括塞内加尔的社会党(1960至2000年)和乌拉圭的科罗拉多党(1947至2008年)。

    然而,这些政权的共同点到底是什么?多年的政治主导地位成了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执政集团内部的精英派系彼此的分裂,更进一步地削弱自己的政权。反之,在野党固已变得更团结和强大,凝聚彼此的力量来击溃长期执政的霸权。

    这是反映了马来西亚当今的政治现况。由于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是偏向议会选举,而不是总统制,因此在野党无法通过总统选举般的精英派系间的分裂来获胜。此外,在选区划分非常不公平的制度下,其中在野党除了在广泛被接受的城市选区外,得至少赢得更多半城市和乡村议席,方能赢得多数议席。另外,考虑到半城市和乡村的选区大部分都是马来人或土著(沙巴和砂拉越),这就意味着在野党必须赢得更多的马来人和土著选票。在野联盟里没有人会谎称我们只要赢得压倒性多数的非马来人,尤其是华裔选票便能赢得了国会的多数议席。我们也没有向支持者谎称这一点。

    实际上,我也想提醒Kausikan大使,在2013年全国大选,来自在野党共有40名土著国会议员(39名马来人和1名卡达山人)中选。相比之下,1999年大选只有32名马来国会议员,当时伊斯兰党更进一步地崛起为最大的反对党。

    如今,我们当务之急的是成立拥有广泛基础的政党联盟,以便至少赢得60巴仙的多数选票(这意味着获得更多的马来和土著选票)。我们不仅应只关注执政当局滥权行为和贪污腐败,而且还要关心因消费税所造成生活成本高涨的问题,执政当局可悲地企图挑起族群间的紧张气氛,甚至进一步地提出一系列清晰的替代政策,让大家看清楚在野党联盟的施政如何可以比起执政当局更好。

    虽然Kausikan大使有权利地表示新加坡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与任何出现在马来西亚的领导层和政府合作。”但同时令人不禁地怀疑,他对马来西亚政权会可能出现和平及有秩序的轮替所产生的恐惧,并非只是单纯地关心马来西亚政局,而是终究这种可能性在新加坡是如此地遥不可及?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http://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singapore-is-not-an-island

Page 10 of 39« First...89101112...2030...L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