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助推”理论和马来西亚的政策制定

    浅谈“助推”理论和马来西亚的政策制定

    (大家也能在2017年10月15日于大马洞察网(TMI)槟城研究机构的吉隆坡分区专栏阅读此文章)

    本周早前,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 因对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其著作《助推》提出了如何以激励措施来改变人们的行为,例如提高个人的储蓄率或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2010年,英国内阁成立了“助推单位”,进而将作为经济学领域冷门科目的行为经济学推向协助公共政策制定的主流。同时,畅销书“助推:改善追求健康,财富和幸福的决定”的共同作者,泰勒教授也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在美国白宫被奥巴马委任为政策制定者的监管, 美国总统随后更在2015年通过行政命令来正式成立“助推单位”。

    英国的“助推单位”拥有的成就包括了使用各种电话信息来鼓励和推动更多地器官捐赠的参与和利用个性化信息,来提高按时支付政府罚款的民众的比例。

    在美国,“助推单位”或被称社会和行为科学团队,成功通过使用不同的电子邮件形式来提高了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公务员人数。

    类似的“助推单位”在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中是颇受欢迎,因为这些举措所产生的积极成果通常是可衡量的,并产生远远超过低成本实施方法的收益。

    我们又要如何在自己的家园实施这种“助推”的思维模式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若要在马来西亚实施这些举措的方式所将面临的潜在障碍。

    首先,我们国立和私立大学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上的专家是极度稀缺的。实际上,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已经长期培养在这一领域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经济学家和建立专门研究和实施“助推”政策的研究中心。反之,我们甚至很难在本地找到一个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马来西亚行为经济学家。

    其次,任何要在政府里落实新“观念”之前,掌权的政治家都必须先基本了解这个“观念”。例如,马来西亚的大多数政治家和资深公务员都通过接触著作的作者和被外来顾问推销,而熟悉何谓是“蓝海战略” 的营销理论(无论好或坏的方面)。相比之下,我们马来西亚政治家或资深公务员都对行为经济学的概念和其对人民利益的贡献不熟悉。

    第三,这些“助推单位”所采取的许多举措都是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CT)来评估各种“微调”的有效性,以便产生最高的收益。类似的实验虽然在临床试验中是十分常见,但我们的公务员和民众可能会有相对的感觉。试想象一下,我们明天告诉公务员对车主的超速罚款通知作出不同的变化来作为实验,最后看看哪些变化会产生最高的成效。至少,这些公务员会觉得很为难,因为它违反了一般政府的标准作业程序。此外,一旦车主比较自己的信件与他人的信件内的措辞是不同的,他们可能会怀疑自己收到罚款的真实性,

    此外,这种实验都会需要“对照组”来对被测试对象的表现进行比较和评估。如果政府一方面提供测试组额外的津贴,但另一方面则撤除“对照组”该津贴,有关政府部门可能会因差别待遇而受到批评。

    尽管如此,我也认为要在马来西亚落实类似的“助推”实验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而,为了提高可行性,我们必须使用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计划,用非常有限和精心挑选的样本来进行试点项目。另外,我们也得向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保证,这些社会实验不会困扰他们,及其潜在的利益是可观的。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或糖的健康替代品的实验,来测试协助糖尿病高发的社区以便减少糖摄入量。

    马来西亚国内贸易和消费者事务部还可以与超级市场合作,以便在更显眼的地方展示健康食物及让招牌设计更具视觉吸引力。相比仅仅不断提高糖价,这在处理与糖尿病相关的健康问题将成为更有效的策略。

    这种企图减少糖尿病率的“助推”模式将会使人民更健康及有效降低政府的公共医疗成本。

    (王建民博士是一名沙登区国会议员和槟城研究机构的吉隆坡分区总经理。他曾美国杜克大学完成政治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学士学位。)

  • 马来西亚能继续维持东运会的巅峰表现吗?

    马来西亚能继续维持东运会的巅峰表现吗?

    截稿为止,马来西亚在第29届东运会的奖牌榜遥遥领先,共夺得140枚金牌,91枚银牌和84枚铜牌。我们的金牌数量是排名第二的泰国的两倍。同时,我们也刷新了当年在2001年东运会上所取得111枚金牌的纪录。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我们应为这些运动员的努力而鼓掌。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是这样的体育表现和未来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我们的运动员能否更上一层楼,在亚洲和国际水平上与其他人一较高下?

    如今,体育更像是一个国家产业,而非像过去90年代般的业余项目。除了挖掘人才之外,整个体育产业还包括融资,培训和指导,食物营养料理和参加比赛等等。

    公众也对政府,尤其是青年和体育部抱着巨大的期望,以便为我国未来的体育发展规划更好的蓝图。在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小国家,政府对体育运动的拨款和资助,尤其是在培育我们最有潜力的运动员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政府也在2015年推出了“Kita Juara”(我们是冠军)的计划。被挑选的运动员会获得更大的资源和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参赛。除了东运会,这将是我们培养更多全球体育冠军的长期计划之一。

    但政府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即使是发展体育运动的英国体育部,尽管获得了高达3.47亿英镑的国家彩票收益,在评估了2020年东京奥运上不具赢得奖牌潜力的体育项目后,最终也被迫对如羽毛球,射箭,击剑和举重等体育运动作出大幅度的拨款削减

    因此,中央和州级的各项体育协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多数人并没意识到不知道它们所拥有的巨大权利。在某些方面,它们甚至比部长拥有更大的权力。例如,他们有权来挑选代表国家的运动员,并赞助各别的运动员来参加海外比赛,或安排国家级的教练来进行培训。

    这些体育协会的主席通常都是由政治人物或商人所担任。作为商人的主席则有责任赞助该体育协会的运营经费,而政治人物则需通过自己的人脉来筹集必要的经费。东运会后,这些体育协会仍然免不了要继续为接下来的活动和运动员寻找足够的经费。

    每项体育运动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公众支持。除了国民热捧的足球和羽球运动,其余的体育协会在推广旗下的运动发展方面还仍需努力。

    公众的支持水平多少会影响这些体育协会改善自己财务状况的能力。例如,尽管马来西亚的休闲跑步运动随着日益渐多的马拉松比赛已经越来越受欢迎,但马来西亚田径联合会就连一个活跃更新的面子书专页也没有 ,更不用说拥有运作正常的官方网站。

    我们的田径队表现优于预期,在这一届东运会赢得8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包括历史性赢得男子组马拉松铜牌及刷新男子掷链球的东运会纪录。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被上传至国家田径队的面子书专页。根据我的观察,最近的一则消息还停留在2014年。理应是田径队的官方网站目前竟然成为一个介绍美食和旅游的部落格

    同样的,马来西亚青年游泳协会(ASUM)也没有一个正式的面子书专页,而其官网站也还没有更新的内容,更别说分享我国游泳健将在东运会上杰出的表现和成绩。

    在针对37个有派遣运动员到东运会参赛的马来西亚体育协会的简单调查中,我们发现仅有21协会拥有自己的面子书专页(facebook page或group),而且有许多页面都是不活跃的。其中,我们必须赞赏马来西亚溜冰协会(ISAM)和马来西亚篮球协会(MABA)的努力,因为它们都会在面子书专页上积极与民众互动,并时常展示旗下运动员的成绩。反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马来西亚皇家马球协会(RMPA)拥有在社交媒体十分活跃的部长球员,但其面子书专页的互动似乎并没有特别引人入胜的。

    虽然拥有一个活跃的面子书专页并不能保证其体育领域上的成绩,但这成了我们一个窥探这些体育协会如何与球迷和公众互动的指标。例如,如果企业家看到这些协会背后的公众参与度或粉丝支持程度不令人满意, 试问他们会多愿意提供赞助以示支持呢?因此,这些企业家往往会主动接触有相当公众号召力的个人运动员,而非赞助这些运动员所属的国家体育协会。

    缺乏积极有效的社交媒体曝光也意味着这些体育协会并没有通过提供比赛信息和在宣传该领域的运动员以便进一步地扩大自己的粉丝群。再来,回到我比较熟悉的田径运动,国内首屈一指的马来西亚田径比赛在东运会之前几乎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举办。

    与马来西亚田径公开赛相比,我们更常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广受欢迎的的马拉松竞跑的消息。尽管马来西亚的田径运动与主流的足球和羽毛球并不能相提并论,但一旦政府没有完成好推广各自体育项目,我国运动员日后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中央政府得到的支持和资源越来越少,意味着我们缺乏资源来雇用优秀的教练,并将派遣我国有潜能的运动员到海外进行培训和参赛。

    在东运会的热潮冷却,我们也渐渐不关注非主流体育项目后,我国运动员能否在2018年雅加达的亚运会上更上一层楼呢?我国体育协会能否在促进体育运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和争取更多的公众支持?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尽管如何,我仍会出席和欣赏东运会的闭幕仪式和加入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欢呼的人群,携手欢庆马来西亚骄人的成绩!

  • 野生动物-大象保护区与半导体工厂之间有任何共同吗?

    野生动物-大象保护区与半导体工厂之间有任何共同吗?答案是两者都需要洁净的水供来维持运转。 上周,我有机会前往参观槟城水供公司(Perbadanan Bekalan Air Pulau Pinang,简称PBA)所经营的Sungai Dua水供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为槟城州内的住宅区和商业区提供80%以上的水源。

    Sungai Dua污水处理厂的水源是来自乌鲁慕达(Ulu Muda)森林保留区。我也在此逗留了几天的时间。另外,这里也成为Muda,Pedu和Ahning水坝的集水区。(请参阅下文)

    大多数马来西亚人应连听也没听说过Ulu Muda,更不用前往参观了。它是高达50至60头亚洲野生大象的家园(估计马来西亚半岛的总大象数量在1,200到1,600之间)。

    在Ulu Muda的第一个晚上,正当板船慢慢地沿着河流行驶,我很幸运地瞄到了两群大象。 除了亚洲大象之外,Ulu Muda也成为其他大型哺乳动物所居住的栖息地,其中包括貘,桑巴和吠鹿,斑点豹,太阳熊和长臂猿及10种不同类型的犀鸟,如盔犀鸟,大犀鸟等。我们下午沿着河边驶船时,发也目睹了许多成群结对的犀鸟划过天际。

    除了动物外,森林里四处还有充斥着大量的植物和昆虫,其中包括能容纳近一百个蜂巢和大量乳香树支撑(kundur trees)的葫芦树(请参阅下文)。

    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持续砍伐次生林的活动开始越来越影响大象栖息的边缘地区,即舔盐地。盐碱地是能让大象和其他大型哺乳动物长期食用森林里地下矿物以补充其营养。


    (The Ayer Hangat Salt Lick, the only salt lick which is also a hot spring. Notice the elephant droppings all around the place)

    我们发现了一条用来收集和运输木头的旧伐木公路,蜿蜒围绕Muda水坝的边沿,同时我们发现到了一条正准备兴建前往进Ulu Muda森林保留区中心,并非常接近我们居住的生态度假村的新路。

    这种不负责任的伐木活动不仅对Ulu Muda的动植物生态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污染到吉打和槟城居民的水供。

    事实就是这样,在Ulu Muda周边的长年伐木活动,也导致泥沙流入河川渐显棕褐色。如果不再禁止类似的伐木活动,附近Sungai Dua污水处理厂的水源就必定会遭殃了。

    当然,吉打州政府可能会表示需要通过伐木活动来获取收入。吉打州政府(或其他州政府)为了保留完好无损的森林的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REDD +)倡议下的国际拨款。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森林碳合作伙伴关系基金(FCPF)来申请这笔拨款,除了马来西亚之外,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泰国和越南都是这项倡议的受益者。我认为联邦政府需要在遵循“气候公约”框架下来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以便通过明确和透明的途径来获取REDD +的资金。由于出现不负责任的企业试图欺骗某些州政府以便参与所谓的REDD骗局,因此联邦政府有必要用更强硬的手腕来领导这些计划。

    回归一开始的问题,半导体工厂似乎与Ulu Muda的大象保护区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为需要定期清洁的水供。 因此,努力保护作为大象栖息地的Ulu Muda集水区是一件尤其重要的任务,以便位于距离200公里下游最大的槟城水供处理厂能获得长期清洁的水供。

  • 马来西亚开放数据与有效制定政策

    马来西亚开放数据与有效制定政策

    本月初,在推介世界银行马来西亚经济追踪报告6月号的时候[1],负责东南亚市场的国家主任Ulrich Zachau呼吁政府为了更好的政策制定而必须向外界开放更多的数据[2] 他现场也提供了一个有关共享搭车运营商-GRAB如何与政府共享数据的例子,以便找到更好地管理车流量的方法。

    随着大数据的趋势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世界各国政府都成立“助推”的机构,其具体目标是利用政策激励措施来改变民众的行为,并采用数据来分析这些政策的有效性。[3] 畅销书《助推/推力》作者-卡斯·桑斯坦恩(Cass Sunstein)也被奥巴马总统招揽,以在他的行政管理下推行其中一个助推单位,可说是在众多倡导这样的政策方法最为响当当的人物。

    虽然最近政策领导人和政治家常将“大数据”用作流行词,但是很多人仍不了解什么是大数据和如何发挥它的好处。事实上,许多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尤其是在数据分析这方面,马来西亚数据生态系统的发展常被忽略。

    虽然各政府机构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但并非向外界公布全部。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的数据开放程度,马来西亚的排名和表现都不尽理想[4] 世界银行的研究同样也显示了一个国家的数据开放程度与其国内学术界的出版和被引用的比率之间的相关性。一个国家的数据开放程度越高,学术刊物的数量就越多(请见下图4)。

    尤其是当需要更详细的数据,这与马来西亚许多学者在使用数据方面的经验相符。例如,虽然统计局通过家庭收入调查的渠道拥有国内每个人的数据,但却不向外界发布这些信息,以便更多学者能更详细地研究这些数据和发布其调查结果。若有关部门提出担心个人数据的隐私,我们其实也可通过匿名数据的方式来轻松对应隐私课题。

    即使某些数据在得以被发布的情况下,但是这些数据报告也是不便宜的。相比之下,美国十年人口普查的个人数据是向外界公布的,并成为社会科学家在学术研究和分析中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工具。

    马来西亚最近也有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国内的数据生态系统。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机构(MDEC)正是推动特别是私人界多使用大数据的先锋。马来西亚行政现代化与管理规划单位(MAMPU)率先采取措施来收集政府的数据并发布在一个网站上(www.data.gov.my)。在最近世界银行的活动中,负责掌管经济规划单位的拉曼达兰(Rahman Dahlan)部长也呼吁开始收集涵盖以国会议席分类,更详细和草根性的国内数据。

    槟城州政府正在尽其所能,在data.gov.my发布州级别的详细数据,其中更列出了该州属下所有201家卖nasi kandar的地点[5] 槟城地理信息系统中心(PEGIS)的成立,也旨在让用户更易于访问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其中包括允许企业在地图上面标记自己生意的位置,以及让骑脚车爱好者标记自己最喜爱的脚车跑道。[6]

    除了数据要开放之外,在培养也能够充分理解和分析大数据的知识型员工方面,马来西亚也远远落后其他国家。世界银行的分析显示,马来西亚统计下的劳动员工只有13.4%是位于“管理级别”,而反观发达经济体则为67.5%(请见下图)。

    为了建立更有利的数据生态系统,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数据,而且还需要更多的人才好好使用数据和借此制定更好的政策。例如,数据科学家,学术界人士和社会工作者可以组成一个团队,好好地评估政府过去5年所派发一马援助金的有效性,并提出如何改进的方法。州政府可以利用WAZE里所提供的信息,以便更能及时地修马路坑洞[7]

    所以,当下一次再有政治家或政策领导人再高谈阔论大数据时,不如我们好好向他们请教如何曾经具体地分析和使用过这些数据来改善公共政策吧。

    王建民博士目前在吉隆坡的槟城研究机构担任总经理一职。如有任何疑问,大家可电邮至im.ok.man@gmail.com

    [1]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93771497248234713/Malaysia-economic-monitor-data-for-development

    [2] http://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agencies-be-compelled-share-data-after-statistics-law-review

    [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international/21722163-experimental-iterative-data-driven-approach-gaining-ground-policymakers-around

    [4]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86041494335634817/Open-data-differences-and-implications-across-countries

    [5] http://www.data.gov.my/data/ms_MY/organization/penang-state-government

    [6] http://pegis.penang.gov.my/story_map/sm_bicycletrails/

    [7] https://selangorkini.my/en/2016/10/smart-road-maintenance-report-using-waze/

  • 自愿制的健康保险计划能否解决目前的医疗服务差距

    自愿制的健康保险计划能否解决目前的医疗服务差距

    2017521

    我父母年龄都超过70岁以上了 我父亲是名已退休的建筑师,并拥有自己的私人执业。而我母亲则是一位家庭主妇。据我所知,本地目前没有任何私人医疗保险从业愿意为这样年龄的长辈提供医疗保险计划。

    去年,我父亲自掏腰包在一家人医院接受过心脏绕道手术。最近,我母亲不得不去进行椎手术,当时的她面临种选择:昂贵的私人医院,等候时间颇长却有大量政府补贴的大学医院及两者之间的后者马来亚大学医疗中心。最后,她选择了后者

    在上个月,一名退休公务员的丈夫来到我的服务中心来寻求经济援助,以便购买自己的癌症药物。 尽管身为公务员配偶的他是有资格来享受政府退休医疗计划,但他也被告知自己必须支付治疗过程中所需要服用费用高达数千令吉的药物。

    我的父母和退休公务员的配偶所面对的上述问题,正好反映了我国所面临的其中一个医疗保险问题大部分都面对到左右为难的选择, 若非是在时间上妥协,即选择公共部门更长的等待时间或有的补贴药品,就是得付出高昂的费用,选择越来越高攀不起的人医院

    当然,若我的父母有购买医药保险的话,尽管在选择私人医院后也必然能大幅度减轻自己的医疗费用。同样地,若该名退休公务员的配偶有购买医药保险,也能帮吗负担部分昂贵的治疗费用。

    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明年教育部打算推介的自愿医疗保险计划是否能解决上述的挑战呢?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原因很简单,目前我们对此医疗计划所了解的讯息根本少之又少。

    当然,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里解读这次医疗保险计划的出发点。其中可以被假定的理由是为了降低普遍对老百姓都很昂贵的私人医疗保险费用。

    若这次的医疗保险主要都采用自愿制,可能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如上次般强制性登记一马健保计划所面对的反弹。若真如此,卫生部势必又会面对经济成本上的挑战。

    任何自愿制的医疗保险计划都必须设法避免一面倒地招致社会里最不健康的人民来登记。举个例子,所有被私人医药保险公司拒绝的长辈和本身就带有疾病如哮喘和癌症的病人都来登记报名,那该保险费用或政府的补贴会非常高。

    大部分先进国家的医疗保险计划都采用风险平摊机制。有了大量来自各背景,年龄,健康状况的人们参与了这样的医药保险计划的话,那比较健康和比较少用这些医疗服务的人们便能更有效地补贴那些长辈,以便有机会使用这些医疗服务。若该计划是采取自愿制的话,那风险摊平机制的效益就不存在了,因为大部分自愿参与计划的都是老弱残穷的百姓。

    其中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可以想方设法来吸引比较年轻和健康的国民购买和参与这样的医药保险计划。举个例子,对那些尤其是兼职或频繁转换工作的青年一代,医药保险卡都被普遍地接受。所以,若政府能提供类似私人医药保险但费用较低的选项,那这些风险较低的族群将会更有诱因来选择新计划。

    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改制度来提供更多诱因,比如让这个医药保险计划被纳入扣税的选项,同时要求雇主将员工所享受的医药保险服务纳进收入的一部分,进而鼓励更多员工选择更新更便宜的保险计划。

    负责掌管和运营这个计划的机构也对这样的自愿制医药保险计划的可持续性发展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若交给一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公司去打理的话,那我们将面临保险费更高,减免选项更多和医药服务被合理化的风险。

    若交由政府来管理这个计划的话,有了向私家医院施压和谈判的权利,以便能控制医病的成本和费用,那对政府和购买保险的百姓在长期来说都是最佳的方案。可迄今为止,部长只透露该计划将由非政府机构来管理,但目前该非政府机构的身份不详。

    长期来看,政府很可能有意将更多的人纳入此健康保险计划,包括那些已在享用政府医院服务的使用者。若此举能有效地控制医药服务的开销,提高受益覆盖率和保护国民免于遭受重大健康事件,那我们便会无任欢迎这项计划。可是,由于这份计划缺乏细节,透明度和对政府动机的不信任,这让我们对这项复杂却对百万国民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无法进行诚恳和理性的辩论。

    王健民博士
    槟城研究所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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