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开放数据与有效制定政策

    马来西亚开放数据与有效制定政策

    本月初,在推介世界银行马来西亚经济追踪报告6月号的时候[1],负责东南亚市场的国家主任Ulrich Zachau呼吁政府为了更好的政策制定而必须向外界开放更多的数据[2] 他现场也提供了一个有关共享搭车运营商-GRAB如何与政府共享数据的例子,以便找到更好地管理车流量的方法。

    随着大数据的趋势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世界各国政府都成立“助推”的机构,其具体目标是利用政策激励措施来改变民众的行为,并采用数据来分析这些政策的有效性。[3] 畅销书《助推/推力》作者-卡斯·桑斯坦恩(Cass Sunstein)也被奥巴马总统招揽,以在他的行政管理下推行其中一个助推单位,可说是在众多倡导这样的政策方法最为响当当的人物。

    虽然最近政策领导人和政治家常将“大数据”用作流行词,但是很多人仍不了解什么是大数据和如何发挥它的好处。事实上,许多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尤其是在数据分析这方面,马来西亚数据生态系统的发展常被忽略。

    虽然各政府机构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但并非向外界公布全部。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的数据开放程度,马来西亚的排名和表现都不尽理想[4] 世界银行的研究同样也显示了一个国家的数据开放程度与其国内学术界的出版和被引用的比率之间的相关性。一个国家的数据开放程度越高,学术刊物的数量就越多(请见下图4)。

    尤其是当需要更详细的数据,这与马来西亚许多学者在使用数据方面的经验相符。例如,虽然统计局通过家庭收入调查的渠道拥有国内每个人的数据,但却不向外界发布这些信息,以便更多学者能更详细地研究这些数据和发布其调查结果。若有关部门提出担心个人数据的隐私,我们其实也可通过匿名数据的方式来轻松对应隐私课题。

    即使某些数据在得以被发布的情况下,但是这些数据报告也是不便宜的。相比之下,美国十年人口普查的个人数据是向外界公布的,并成为社会科学家在学术研究和分析中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工具。

    马来西亚最近也有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国内的数据生态系统。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机构(MDEC)正是推动特别是私人界多使用大数据的先锋。马来西亚行政现代化与管理规划单位(MAMPU)率先采取措施来收集政府的数据并发布在一个网站上(www.data.gov.my)。在最近世界银行的活动中,负责掌管经济规划单位的拉曼达兰(Rahman Dahlan)部长也呼吁开始收集涵盖以国会议席分类,更详细和草根性的国内数据。

    槟城州政府正在尽其所能,在data.gov.my发布州级别的详细数据,其中更列出了该州属下所有201家卖nasi kandar的地点[5] 槟城地理信息系统中心(PEGIS)的成立,也旨在让用户更易于访问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其中包括允许企业在地图上面标记自己生意的位置,以及让骑脚车爱好者标记自己最喜爱的脚车跑道。[6]

    除了数据要开放之外,在培养也能够充分理解和分析大数据的知识型员工方面,马来西亚也远远落后其他国家。世界银行的分析显示,马来西亚统计下的劳动员工只有13.4%是位于“管理级别”,而反观发达经济体则为67.5%(请见下图)。

    为了建立更有利的数据生态系统,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数据,而且还需要更多的人才好好使用数据和借此制定更好的政策。例如,数据科学家,学术界人士和社会工作者可以组成一个团队,好好地评估政府过去5年所派发一马援助金的有效性,并提出如何改进的方法。州政府可以利用WAZE里所提供的信息,以便更能及时地修马路坑洞[7]

    所以,当下一次再有政治家或政策领导人再高谈阔论大数据时,不如我们好好向他们请教如何曾经具体地分析和使用过这些数据来改善公共政策吧。

    王建民博士目前在吉隆坡的槟城研究机构担任总经理一职。如有任何疑问,大家可电邮至im.ok.man@gmail.com

    [1]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93771497248234713/Malaysia-economic-monitor-data-for-development

    [2] http://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agencies-be-compelled-share-data-after-statistics-law-review

    [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international/21722163-experimental-iterative-data-driven-approach-gaining-ground-policymakers-around

    [4]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86041494335634817/Open-data-differences-and-implications-across-countries

    [5] http://www.data.gov.my/data/ms_MY/organization/penang-state-government

    [6] http://pegis.penang.gov.my/story_map/sm_bicycletrails/

    [7] https://selangorkini.my/en/2016/10/smart-road-maintenance-report-using-waze/

  • 自愿制的健康保险计划能否解决目前的医疗服务差距

    自愿制的健康保险计划能否解决目前的医疗服务差距

    2017521

    我父母年龄都超过70岁以上了 我父亲是名已退休的建筑师,并拥有自己的私人执业。而我母亲则是一位家庭主妇。据我所知,本地目前没有任何私人医疗保险从业愿意为这样年龄的长辈提供医疗保险计划。

    去年,我父亲自掏腰包在一家人医院接受过心脏绕道手术。最近,我母亲不得不去进行椎手术,当时的她面临种选择:昂贵的私人医院,等候时间颇长却有大量政府补贴的大学医院及两者之间的后者马来亚大学医疗中心。最后,她选择了后者

    在上个月,一名退休公务员的丈夫来到我的服务中心来寻求经济援助,以便购买自己的癌症药物。 尽管身为公务员配偶的他是有资格来享受政府退休医疗计划,但他也被告知自己必须支付治疗过程中所需要服用费用高达数千令吉的药物。

    我的父母和退休公务员的配偶所面对的上述问题,正好反映了我国所面临的其中一个医疗保险问题大部分都面对到左右为难的选择, 若非是在时间上妥协,即选择公共部门更长的等待时间或有的补贴药品,就是得付出高昂的费用,选择越来越高攀不起的人医院

    当然,若我的父母有购买医药保险的话,尽管在选择私人医院后也必然能大幅度减轻自己的医疗费用。同样地,若该名退休公务员的配偶有购买医药保险,也能帮吗负担部分昂贵的治疗费用。

    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明年教育部打算推介的自愿医疗保险计划是否能解决上述的挑战呢?迄今为止,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原因很简单,目前我们对此医疗计划所了解的讯息根本少之又少。

    当然,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里解读这次医疗保险计划的出发点。其中可以被假定的理由是为了降低普遍对老百姓都很昂贵的私人医疗保险费用。

    若这次的医疗保险主要都采用自愿制,可能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如上次般强制性登记一马健保计划所面对的反弹。若真如此,卫生部势必又会面对经济成本上的挑战。

    任何自愿制的医疗保险计划都必须设法避免一面倒地招致社会里最不健康的人民来登记。举个例子,所有被私人医药保险公司拒绝的长辈和本身就带有疾病如哮喘和癌症的病人都来登记报名,那该保险费用或政府的补贴会非常高。

    大部分先进国家的医疗保险计划都采用风险平摊机制。有了大量来自各背景,年龄,健康状况的人们参与了这样的医药保险计划的话,那比较健康和比较少用这些医疗服务的人们便能更有效地补贴那些长辈,以便有机会使用这些医疗服务。若该计划是采取自愿制的话,那风险摊平机制的效益就不存在了,因为大部分自愿参与计划的都是老弱残穷的百姓。

    其中的解决方案是政府可以想方设法来吸引比较年轻和健康的国民购买和参与这样的医药保险计划。举个例子,对那些尤其是兼职或频繁转换工作的青年一代,医药保险卡都被普遍地接受。所以,若政府能提供类似私人医药保险但费用较低的选项,那这些风险较低的族群将会更有诱因来选择新计划。

    政府也可以通过税改制度来提供更多诱因,比如让这个医药保险计划被纳入扣税的选项,同时要求雇主将员工所享受的医药保险服务纳进收入的一部分,进而鼓励更多员工选择更新更便宜的保险计划。

    负责掌管和运营这个计划的机构也对这样的自愿制医药保险计划的可持续性发展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若交给一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公司去打理的话,那我们将面临保险费更高,减免选项更多和医药服务被合理化的风险。

    若交由政府来管理这个计划的话,有了向私家医院施压和谈判的权利,以便能控制医病的成本和费用,那对政府和购买保险的百姓在长期来说都是最佳的方案。可迄今为止,部长只透露该计划将由非政府机构来管理,但目前该非政府机构的身份不详。

    长期来看,政府很可能有意将更多的人纳入此健康保险计划,包括那些已在享用政府医院服务的使用者。若此举能有效地控制医药服务的开销,提高受益覆盖率和保护国民免于遭受重大健康事件,那我们便会无任欢迎这项计划。可是,由于这份计划缺乏细节,透明度和对政府动机的不信任,这让我们对这项复杂却对百万国民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无法进行诚恳和理性的辩论。

    王健民博士
    槟城研究所的总经理

  • 如何再创依约奇迹?

    如何再创依约奇迹?

    王建民
    2016627日

    2016年6月18日大港和江沙的双补选尘埃落定后,迄今也已经过了一星期的时间。坊间众人也针对这次补选成绩结果发表不同的评论和分析。而我则希望从更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待这次自从1999年全国大选以来的最新补选成绩。借此,我希望我们能进一步地探讨对欲向前进步的希望联盟而言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透析在宏观层面下反而是其次的议题。

    自1999年大选我国共举办了42场补选-1999年至2004年之间有8场,2004年至2008年之间有6场,2008年至2013年之间有16场和2013年后有12场补选。(请参阅以下图表一)执政党在42场补选中共赢了34场(占了81巴仙)。而在这34场补选中,国阵占了22席,反对党则占了12席。换言之,除非出现突发情况,代表执政党的国阵通常终会赢得该补选。

    反之,执政党被击败的剩余8场补选,国阵就占了5席(2002年伊斯兰党前任主席Fadzil Noor去世后的本同(Pendang)国会议席,2005年吉兰丹的彭加兰巴西(Pengkalan Pasir)州议席,2010年的乌鲁冷岳国会议席,2010年吉兰丹州的加腊士(Galas)州议席和近期2014年的安顺(Teluk Intan)国会议席。

    另一边厢,反对党只在其他3席成功力挽狂澜,包括在2000年的吉打鲁乃(Lunas)州议席,2009年的瓜拉登嘉楼国会议席和2010年的诗巫国会议席。

    换言之,若参考自1999年来的补选历史,我们便知道反对党要在大港或江沙补选中翻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当然,三角战的出现导致投反对党的票被伊斯兰党和诚信党瓜分了,进一步地将反对党的胜算降至近乎不可能的概率。

    国阵在这两场补选中的三角战多数票的提高并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即国阵的投票数在大港和江沙分别只增加了3.5和3.6巴仙。无论是答应要建设一个新的社区中心(在瓜拉江沙的Jerlun)或让大港的渔民雇用更多外劳,国阵通过在补选中给予各种承诺来提高投票胜算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事实上,由国阵赢的22场补选中,国阵的选票平均提高了5.5巴仙。 与全国大选成绩来比较,这18场补选中总票数都有提高,其余3场补选则有票数下降的现象(其中包括一场大选期间不战而胜的议席)。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党已经没有机会在下一届大选中赢得这些议席或重夺目前属于国阵的其他席位。我们可以从2007年4月28日的依约补选得到一些参考或启示。国大党候选人曾赢得这个补选的议席并增加其多数票(从55.8提高至58.6巴仙,增长幅度高达2.8巴仙)。仅仅一年的时间,在2008年的全国大选,公正党的候选人(前任大臣-卡立依布拉欣)成功翻盘并赢得这个席位,获得56.8巴仙的选票。如今,希望联盟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在下届全国大选中全面地复制依约奇迹的成绩?

    我不能不承认,相比于第十二届大选中出乎意料之外的成绩,希望联盟在来临的第十四届大选将面临民更为严峻的挑战。在第十二届大选时,我们的目标仅是为了否决国阵在国会的三分之二,然而在第十四届大选的目标却是为了拿下布城。再来,反对党如今都面临内忧外患(希望联盟与伊斯兰党的分裂)。但依我的看法,如果能解决眼前的三个挑战,我们会有望实现夺下布城的可能性,而并非如大家所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希望联盟必须加强其反对党联盟的合作关系。这意味着希望联盟成员党不能重蹈覆辙,发生类似砂拉越州选举的三角战。许多支持者都非常在意公正党和行动党在砂拉越州选举中的5个议席中各派出自己的候选人竞选。无论是两党如何在其他77个议席成功协商避免多角战或为何最后一分钟却决定三角战背后所发生的政治角力,大部分选民或许对此都并不太感兴趣。反而,他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希望联盟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国阵。虽然亲希盟的选民比较能接受在大港和江沙所出现的三角战(因为这次是涉及非希望联盟成员的伊斯兰党),但许多人仍批评希盟并没有给选民这次补选是大家共同竞选的印象。因此,我们必须极力地翻转这种选民的印象,在来届的第十四届大选中要建立起一股新的精神或”希盟气势”,以期望借此来击败国阵。

    其次,希望联盟需要向想要改变的选民提出替代的新论述。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这次的大港和江沙补选的竞选方向太集中于国家课题如一马公司或消费税议题,而忽视当地议题。紧接下来,他们认为希望联盟应提供具体的替代政策,而不仅仅是批评国阵的腐败和滥权课题。经过亲赴大港助选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相当肯定诚信党实际上已透过各种讲座,记者会,电话讯息等管道带出地方课题如稻米产量和津贴及渔民课题。身为前民联,目前希盟的政策团队成员之一,我也可以很大胆地认为当我们不断地在讲座会或通过新闻稿来谈论政策课题,大多数选民都会感到厌烦。其实,选民真正需要的是对希望联盟是否能有效执政产生信心。在未来的时间,希望联盟应该持续性地制定和宣布共同的政策立场,以便建立起公众信心来证明希盟能够克服内部分歧和共同执政。时间久了,这些政策立场塑造各种的论述,最终能让人民信服希盟是可以成为国阵的替代。当我说需要各种的论述,是因为我们需要替来自东马和西马的农村及城市选民量身定制针对性的讯息和立场。

    这也配合到我第三,即是最后的观点。希望联盟需要善用槟城和雪兰莪为范例,来展示我们如何共同及有效地管理一个政府。我们应该唾弃槟州是行动党政府,雪州是公正党政府的刻板印象。我们要进一步地全国性推动和展示人民向往的政策,以便反映希望联盟能在中央方面比国阵更有效地执政。

    克服这三大挑战对希望联盟是有必要的,但也不足以拿下布城执政。我们还必须应付眼前无法忽视,最棘手的难题,也就是处理与伊斯兰党的关系。终究,这是题外话,而且更是希盟控制范围以外的课题。无论如何,我们还得优先管好自己的家事。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望能在第十四届大选再创依约奇迹。

    王建明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图表一:自1999年全国大选以来的42场补选名单

  • 在大家共度农历新年之际,共有7,828个人在这两年已放弃马来西亚公民权

    (2016年2月5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评论观点

    在大家共度农历新年之际,共有7,828个人在这两年已放弃马来西亚公民权

    返乡过年的人流已渐开始。然而,我则会待在雪州,好好地享受交通流量骤减的宁静。这一年,我的心情莫名地沉重。其中,我每三个月的例常工作便是检查季度选民册,主要是看看有多少新增选民,有多少更改了自己的投票地址和又有多少是被剔除在外的。最近,我从一名同事口中得知有一定数量的马来西亚人已经被撤除名单外,因为他们不再拥有马来西亚的公民权。顿时,我不禁起了好奇心。这些人是否因落入了涉嫌恐怖分子的观察名单而被剥夺公民权呢?还是他们犯了一些令人无可原谅如叛国的罪行?从此,我不得不进一步剥茧抽丝。

    我的调查结果是令人惊讶和痛心。首先,我发现共有7,828个人因不再拥有公民权而被褫夺投票的权利。这组名单是从2014至2015年的选民册被剔除。相较之下,人才机构所推行的人才回流计划(REP)成功在这四年的时间内吸引了3,600名马来西亚人才回国发展。不过,这组数字也低估了在过去两年内放弃自己国籍的马来西亚人的真正数量。这还未包含那些已经放弃了国籍后,却从来没有在选民册上更新登记的数字。再来,这也几乎肯定不包含那些那些放弃国籍后前往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和其他一般较热门的移民国家的马来西亚公民。所以,这名单几乎肯定是那些前往获得新加坡国籍的公民,因为有关当局严格规定欲申请新加坡国籍的公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正式放弃马来西亚国籍。

    从目的地国家来看,丝毫不让人意外在7828个人的名单占大多数的是华裔(96.7%)。其余为印裔(2.7%),巫裔(0.4%)与其他(0.2%)。在这份名单中,他们最多来自柔佛州(36.6%),其次则包括霹雳(19.5%),雪兰莪(9.4%),吉隆坡(6.7%),马六甲(5.6%),槟城(5.4%)和森美兰(5.3%)。(请参阅以下图表一)

    让人感到最痛心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都曾经关心自己国家并登记为选民的前马来西亚公民,最终都憧憬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而决定放弃大马公民权。他们大多数是落入30至50岁(占了80.5%)的青壮之年,也是一般职场生涯最有生产力的黄金时期(请参阅以下图表二)。

    这些前大马公民有百分之五十六为女性,其余的四十四为男性。在缺乏足够的额外资料如工作背景或资历,我们也很难从这性别上的差别去判断其背后的原因,是否因婚姻因素而放弃自己的国籍等。

    除了这些统计数据,让我最难过的莫过于在名单中看到这一个熟悉的名字。其中一名与我同期的东盟奖学金得主,便是一个名巴生男青年,目前在新加坡政府医院服务的传染病医疗专家。千万优秀的马来西亚人才前往他国发展,反映他的个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名单上看到我熟悉的名字,只让这个现实显得更加“写实”和悲伤。

    如果有任何前大马公民正在阅读这篇文章,我希望你还未完全放弃这一个国家。将来或许当我们发生改朝换代之际,你会更有动力回国贡献。若你正在回国庆新年的途中,记得返乡路上小心,吃喝愉快!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 为什么国会议员需要素质良好的国会研究助理呢?

    为什么国会议员需要素质良好的国会研究助理呢?

    根据很多人一般的观察,马来西亚议会很多时间看起来像是在浪费时间。率先脑海里出现最清晰的画面莫过于就是在国会上看到两侧的国会议员相互叫嚣 ,有者则以行为不检为由而被逐出议会或议员们群起撕纸抗议的场景。

    然而,在现场辩论和直播的媒体镁光灯之外,实际上一名国会议员可以扮演更多和重要的角色。为了让我们能成为更高效的立法议员,我们其实需要富有能力,经验和勤奋的国会研究助理。

    基本上,我们需要研究助理来帮助我们准备国会书面问答和演讲稿。一个好的研究助理将能够协助通过国会问答(包括口头和书面质询)和辩论期间梳理日内的重要民生问题并提出相关要点。例如一名国会议员需要善用十项口头和五项书面议会的机会找到恰当的平衡点,除了针对国家课题进行质询和获得有效的资讯外,同时也要处理与自己选区相关的民生问题。为了协助取得这种平衡,一个好的研究助理不仅要深入了解国家课题,而且也是要时刻注意选区的民生问题。除此之外,在国会辩论环节开始之前,研究助理也必须有能力了解法律文件和快速地整理出相关重点。一名国会议员在经验丰富的研究助理的配合下,是有能力将国会的所见所闻及时地整理出新闻稿和在国会外进行媒体发布会。就如我的行动党同志潘俭伟所说,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一名国会议员的新闻发布稿和国会演讲稿应是随手可得。

    除了一般的国会程序,一名国会议员在开会过程中是会收到很多重要文件的。例如,最近的年度财政预算总结会议期间,我就收到100份年度报告,7份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PAC)的报告,21份国会法案文件,5份(联邦政府)审计查司报告,26份(州政府)审计查司报告,国会口头提问的官方回复,国会会议长达28天的记录报告和5份与财政预算案的相关报告(请参阅下图)。不仅如此,我们陆续还有针对国会书面提问的1000份的官方答复。

    图片:(2014年10月至11月)在2014年预算案会议期间所获得的相关文件档案

    实际上,一名国会议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如此繁重的文件。因此,国会研究助理就是扮演如此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必需能在这众多的资料中进行筛选和过滤,协助该国会议员选择重点提问或呈现。由于许多提供给国会议员的文件档案都并非公开予大众,因此该研究助理所扮演的角色就显得更重要了。再来,许多记者其实都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查阅这些文件。所以,国会议员的使命就是在这些众多的报告和国会问答回复中发现蛛丝马迹和提出重要的课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国会议员正是依靠自己的研究助理来处理这些翻阅和过滤文件的初步工作。

    举个例子,我已经和即将翻阅的3份年度报告分别是为了要找出因PKFZ丑闻而造成的实际亏损状况而查看的巴生港务局的2013年度报告,为了分析整体学生贷款数量的增长和评估其可持续性而阅读的PTPTN贷款2013年度报告和为了查看国内的再生能源的近况的能源而翻看的可持续发展管理局(SEDA)2013年年度报告。其中,我之前也特别关注一份公帐会报告,主要是有关政府颁发工程合约,好让分别在邦咯岛,浮罗交怡岛,金马仑高原和刁曼岛可以兴建小型焚烧炉。这是因为我正在帮助居民抗议即将在甲洞柏林京花园所兴建每日可处理千吨垃圾的焚烧炉。

    有了富有能力和经验的国会研究助理,我相信能更有效地整理和揭露更多的重要课题。否则,这些课题往往很容易就消失在新闻媒体的镁光灯下。当国会没有议程时,一名国会议员的工作也没有因而停止。我们时刻要研究如何回应新的时事课题和国家政策,准备与公众互动的演讲活动,回应国家和地方议题的新闻媒体稿,研读和消化一份又一份新的分析报告等等。

    一个富有经验的和高效的国会研究助理是能提供非常显著的价值。研究助理不但可作为首席战略家,甚至可并延伸成为国会议员的左右臂膀。他或她可以优先关注国会议员所注重的领域,并时刻提供议员所必要的资料。因此,研究助理的工作不只是独立的国会议员重要的资产,同时也给该议员的办公室,选区,甚至是整的党带来宝贵的价值。

    因此,当你下次还想要问国会议员要求加薪是否合理之前,或许更贴切的问题应该是国会议员是否值得拥有素质良好的国会研究助理。一个真正好的国会研究助理是值得重金犒赏的待遇。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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