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地公共交通委员会应确保出租车司机与网召车服务司机之间存有公平竞争的关系,并提供司机适当的安全保障

    (2017年7月6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和居銮区国会议员刘镇东的媒体声明

    陆地公共交通委员会应确保出租车司机与网召车服务司机之间存有公平竞争的关系,并提供司机适当的安全保障

    在巴生谷河流域,我们大约拥有3万7千名的士司机,估计6万名Uber和Grab司机,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公共交通服务,也为司机本身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来源。随着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民无论是通过兼职或全职的方式来加入网召车服务司机(GRAB和UBER)的行列,因此陆地公共交通委员会(SPAD)有必要确保有一般的出租车司机和网召车服务司机之间存在公平竞争关系,并向司机们提供适当的安全保障。

    最近,行动党研究团队以马来文和中文所进行的网络调查,并收集到近300份答复,最终发现UBER和GRAB驾驶员中有40%是全职司机,另有53%则是兼职司机。换句话说,受访的大多数UBER和GRAB司机在很大程度上都很依赖他们作为司机的收入。在受调查的司机中有很大比例-64%至少持有一个Diploma文凭,这说明了许多具有高等教育资格的学生都将网召车服务司机视为一种可考虑的就业形式。此外,我们的调查也发现,约有34%或三分之一的网召车服务司机是来自巴生谷河流域之外的地区。随着UBER和GRAB逐渐扩展自己的服务至吉隆坡和雪兰莪之外的二线城市和郊外,因此这组数字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地增长。

    全职司机的平均每月工资约为3200令吉。虽然这看起来像是不错的收入,但这并没有考虑到每月平均至少1000令吉的车辆维修成本。虽然网召车服务公司都有为司机和乘客提供人身意外保险,但却没有包括司机需自身承担的汽车保险和维修成本。

    75%的受访司机认为UBER或GRAB所收取的20-25%的佣金是不公平的,超过60%的司机希望政府能规范网召车服务公司的佣金比例。另外,有些司机也觉得如果UBER或GRAB因客户不合理的投诉而被暂停或吊销服务,他们就缺乏适当的上诉途径。随着全职的UBER或GRAB司机的数量逐渐增加,包括那些为了成为全职而购买新车辆的司机,因此不合理的吊销案件将只会日益严重。

    虽然政府对2010年陆地公共交通法案和1987年商业车辆执照委员会法案的修正案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步伐,但需要完成的工作还包括:

    (i) 提升网召车服务公司司机对修正案的意识和对细节的了解

    (ii) 确保网召车服务不会成为垄断/寡头垄断的市场,并损害司机和乘客的利益

    (iii) 规范网召车服务公司可向司机收取佣金的多寡

    (iv) 设立仲裁庭以便听取网召车服务司机针对自己认为被公司不公平地吊销服务的上诉

    (v) 确保出租车司机与网召车服务司机之间在车票价和工资方面存有一个公平的竞争关系

    最终,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出租车司机及网召车服务司机彼此都能获得公道待遇的市场。同时,这些公司不能滥用自己寡头垄断的地位来恶待司机及提供乘客不良的服务体验。

    下载: Self-Employed E-Hailing Services Drivers (SEEDs) Survey Findings (5 July 2017)

  • 马来西亚开放数据与有效制定政策

    马来西亚开放数据与有效制定政策

    本月初,在推介世界银行马来西亚经济追踪报告6月号的时候[1],负责东南亚市场的国家主任Ulrich Zachau呼吁政府为了更好的政策制定而必须向外界开放更多的数据[2] 他现场也提供了一个有关共享搭车运营商-GRAB如何与政府共享数据的例子,以便找到更好地管理车流量的方法。

    随着大数据的趋势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世界各国政府都成立“助推”的机构,其具体目标是利用政策激励措施来改变民众的行为,并采用数据来分析这些政策的有效性。[3] 畅销书《助推/推力》作者-卡斯·桑斯坦恩(Cass Sunstein)也被奥巴马总统招揽,以在他的行政管理下推行其中一个助推单位,可说是在众多倡导这样的政策方法最为响当当的人物。

    虽然最近政策领导人和政治家常将“大数据”用作流行词,但是很多人仍不了解什么是大数据和如何发挥它的好处。事实上,许多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尤其是在数据分析这方面,马来西亚数据生态系统的发展常被忽略。

    虽然各政府机构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但并非向外界公布全部。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的数据开放程度,马来西亚的排名和表现都不尽理想[4] 世界银行的研究同样也显示了一个国家的数据开放程度与其国内学术界的出版和被引用的比率之间的相关性。一个国家的数据开放程度越高,学术刊物的数量就越多(请见下图4)。

    尤其是当需要更详细的数据,这与马来西亚许多学者在使用数据方面的经验相符。例如,虽然统计局通过家庭收入调查的渠道拥有国内每个人的数据,但却不向外界发布这些信息,以便更多学者能更详细地研究这些数据和发布其调查结果。若有关部门提出担心个人数据的隐私,我们其实也可通过匿名数据的方式来轻松对应隐私课题。

    即使某些数据在得以被发布的情况下,但是这些数据报告也是不便宜的。相比之下,美国十年人口普查的个人数据是向外界公布的,并成为社会科学家在学术研究和分析中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工具。

    马来西亚最近也有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国内的数据生态系统。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机构(MDEC)正是推动特别是私人界多使用大数据的先锋。马来西亚行政现代化与管理规划单位(MAMPU)率先采取措施来收集政府的数据并发布在一个网站上(www.data.gov.my)。在最近世界银行的活动中,负责掌管经济规划单位的拉曼达兰(Rahman Dahlan)部长也呼吁开始收集涵盖以国会议席分类,更详细和草根性的国内数据。

    槟城州政府正在尽其所能,在data.gov.my发布州级别的详细数据,其中更列出了该州属下所有201家卖nasi kandar的地点[5] 槟城地理信息系统中心(PEGIS)的成立,也旨在让用户更易于访问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其中包括允许企业在地图上面标记自己生意的位置,以及让骑脚车爱好者标记自己最喜爱的脚车跑道。[6]

    除了数据要开放之外,在培养也能够充分理解和分析大数据的知识型员工方面,马来西亚也远远落后其他国家。世界银行的分析显示,马来西亚统计下的劳动员工只有13.4%是位于“管理级别”,而反观发达经济体则为67.5%(请见下图)。

    为了建立更有利的数据生态系统,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数据,而且还需要更多的人才好好使用数据和借此制定更好的政策。例如,数据科学家,学术界人士和社会工作者可以组成一个团队,好好地评估政府过去5年所派发一马援助金的有效性,并提出如何改进的方法。州政府可以利用WAZE里所提供的信息,以便更能及时地修马路坑洞[7]

    所以,当下一次再有政治家或政策领导人再高谈阔论大数据时,不如我们好好向他们请教如何曾经具体地分析和使用过这些数据来改善公共政策吧。

    王建民博士目前在吉隆坡的槟城研究机构担任总经理一职。如有任何疑问,大家可电邮至im.ok.man@gmail.com

    [1]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93771497248234713/Malaysia-economic-monitor-data-for-development

    [2] http://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agencies-be-compelled-share-data-after-statistics-law-review

    [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international/21722163-experimental-iterative-data-driven-approach-gaining-ground-policymakers-around

    [4]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86041494335634817/Open-data-differences-and-implications-across-countries

    [5] http://www.data.gov.my/data/ms_MY/organization/penang-state-government

    [6] http://pegis.penang.gov.my/story_map/sm_bicycletrails/

    [7] https://selangorkini.my/en/2016/10/smart-road-maintenance-report-using-waze/

  • 为何纳吉首相不挺身反对特朗普总统代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议?

    (2017年6月3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

    为何纳吉首相不挺身反对特朗普总统代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议?

    在2017年6月1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由195个国家签署的巴黎气候变迁协议。此宣布立即受到多个重申支持立场的国家领导人的非议。这包括德国总理梅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开腔谴责美国的决定[1],而中国[2]和俄罗斯[3]也一再重申自己对巴黎协议的承诺。

    我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 旺朱乃迪的声明,表示“马来西亚对美国最新的宣布表示最深切的遗憾和表达深切的关心”,感到赞同。[4]

    但迄今为止,我国纳吉首相仍表达沉默。马来西亚作为今年5月参加中国一带一路会议结束时所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的30个国家中之一,重申彼此对巴黎气候变迁协议的承诺。因此,身为我国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首相,必须对特朗普的宣布有所回应。

    首相纳吉在这个课题上保持沉默,是否隐含着不敢冒犯特朗普总统,以便寄望美国司法部放弃对一马公司案件的调查和停止对刘特佐的追查呢?到底首相纳吉在这个课题上要保持多久的沉默,让我们尽情拭目以待吧。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1]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02/world/europe/paris-agreement-merkel-trump-macron.html?_r=0

    [2]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01/world/europe/climate-paris-agreement-trump-china.html

    [3] http://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russia-paris-agreement-climate-change-donald-trump-us-decision-global-warming-moscow-putin-a7766481.html

    [4] https://www.themalaysianinsight.com/s/4203/

  • 选委会是否企图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来增加选民以协助国阵来赢取全国大选

    (2017年5月31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

    选委会是否企图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来增加选民以协助国阵来赢取全国大选

    我在位于沙亚南的选委会办事处发现今年首季的“经要求后列入选民册”的名单,感到惊讶。在这张照片中,清楚显示桌上放着“经要求后列入选民册”的名单。(请看下图一)

    1:位于沙亚南的选委会办事处所出现经要求后列入选民册的名单

    据我所知,我是首次看见类似的“经要求后列入选民册”的名单。与展示附加选民册(RDPT)时的做法不同,选委会这次并没有发文告通知公众这件事,也没有在雪州的每个国会选区展示这些名单。

    选委会是根据不为大家所熟悉的2002年选举(登记选民)条例第14条文:

    这个条文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选委会的常见问题,如因某种原因而忘记在附加选民册输入名字,或遗漏在邮政局所登记的选民名单。

    可是,根据诚信党青年团所收集的资料,共有2万8416名被遗漏的选民被列入附加选民册中,其中雪州有1170名选民。(请见图表2)选委会是会让我们相信,这批2万8000多名的选民是在第一季被“遗忘”而没有纳入选民册吗?此外,为什么选委会如此仓促地添加选民名单,而非等到第二季度附加选民册的公开展示呢?

    图表2:依据2002年选举(登记选民)条例第14条文来添加选民名单

    来源:诚信党青年团

    根据分析,这些新登记选民都是军人选民和其配偶。(请见以下图表3) 另外,我也想重申我并不是要反对在选民册中新增军人选民。反之,我是想厘清军人选民新登记的过程而已。

    我已经向雪州选举委员会呈交备忘录,要求针对这些新增选民和为何这批选民没有在第一季度展示附加选民册时被纳入。若选委会无法妥当给予合理的解释,只会进一步地影响公众对选民册干净的信心。

    图表3:依据2002年选举(登记选民)条例第14条文所新添的军人选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 马来西亚选民“用脚投票”倾向移居雪槟两州

    (2017年5月30日)沙登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媒体声明

    马来西亚选民用脚投票倾向移居雪槟两州

    根据今年5月26日公布的2016年移民报告,雪兰莪和槟城分别乃是迁入人口最高的两个州属。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雪兰莪州的净迁入人口为19,400人,而槟城则面临12,000的净迁入人口。(请参考图表四)


    来源:2016年的移居调查报告

    雪槟两州的净人口迁入的趋势并不是短暂的现象。根据过去2011年至2016年移居调查报告的数据,雪兰莪州和槟城的净迁入人口分别为125,400人和49,800人,并导致这两州成为国内排名最高的州属。(参考图下)


    来源:2011年至2016年的移居调查报告

    移居调查报告显示了大马人是‘用脚来投票’,大量人口移居指雪州与槟州,明显大马人对这两个由希盟执政的州属非常有信心。

    槟州的成就是最杰出的,虽然它是在大马人口最稠密的州属排名第8,但却是人口移居第二多的州属。根据移居调查报告,“在2015年至2016年,槟州的外来移居者达到58.4%的比例,这意味着每100个人移居,有58人是移居至槟州的。”

    另外,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国内人口迁离州内最高的两个州属分别为吉隆坡(163,400人)和霹雳(40,000人)。虽然统计局没有在报告中,针对霹雳州人口减少一事提供理由,不过相信是因为雪州与槟州有比较多工作机会的关系。再来,人们从吉隆坡移居去雪州,可能是因为首都的楼价太高,以及被雪州政府的政策所吸引。

    根据2016年的移居调查报告,2014-2015年和2015-2016年,分别有62%和61%都是从吉隆坡外来移居至雪州。(参考以下图表6)

    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吉隆坡很快就成为了充斥极端的有钱人,外籍人士和来移居的穷人。

    王建民博士
    沙登区国会议员

Page 1 of 4212345...102030...L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