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助推”理论和马来西亚的政策制定

    浅谈“助推”理论和马来西亚的政策制定

    (大家也能在2017年10月15日于大马洞察网(TMI)槟城研究机构的吉隆坡分区专栏阅读此文章)

    本周早前,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 因对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其著作《助推》提出了如何以激励措施来改变人们的行为,例如提高个人的储蓄率或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2010年,英国内阁成立了“助推单位”,进而将作为经济学领域冷门科目的行为经济学推向协助公共政策制定的主流。同时,畅销书“助推:改善追求健康,财富和幸福的决定”的共同作者,泰勒教授也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在美国白宫被奥巴马委任为政策制定者的监管, 美国总统随后更在2015年通过行政命令来正式成立“助推单位”。

    英国的“助推单位”拥有的成就包括了使用各种电话信息来鼓励和推动更多地器官捐赠的参与和利用个性化信息,来提高按时支付政府罚款的民众的比例。

    在美国,“助推单位”或被称社会和行为科学团队,成功通过使用不同的电子邮件形式来提高了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公务员人数。

    类似的“助推单位”在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中是颇受欢迎,因为这些举措所产生的积极成果通常是可衡量的,并产生远远超过低成本实施方法的收益。

    我们又要如何在自己的家园实施这种“助推”的思维模式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若要在马来西亚实施这些举措的方式所将面临的潜在障碍。

    首先,我们国立和私立大学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上的专家是极度稀缺的。实际上,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已经长期培养在这一领域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经济学家和建立专门研究和实施“助推”政策的研究中心。反之,我们甚至很难在本地找到一个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马来西亚行为经济学家。

    其次,任何要在政府里落实新“观念”之前,掌权的政治家都必须先基本了解这个“观念”。例如,马来西亚的大多数政治家和资深公务员都通过接触著作的作者和被外来顾问推销,而熟悉何谓是“蓝海战略” 的营销理论(无论好或坏的方面)。相比之下,我们马来西亚政治家或资深公务员都对行为经济学的概念和其对人民利益的贡献不熟悉。

    第三,这些“助推单位”所采取的许多举措都是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CT)来评估各种“微调”的有效性,以便产生最高的收益。类似的实验虽然在临床试验中是十分常见,但我们的公务员和民众可能会有相对的感觉。试想象一下,我们明天告诉公务员对车主的超速罚款通知作出不同的变化来作为实验,最后看看哪些变化会产生最高的成效。至少,这些公务员会觉得很为难,因为它违反了一般政府的标准作业程序。此外,一旦车主比较自己的信件与他人的信件内的措辞是不同的,他们可能会怀疑自己收到罚款的真实性,

    此外,这种实验都会需要“对照组”来对被测试对象的表现进行比较和评估。如果政府一方面提供测试组额外的津贴,但另一方面则撤除“对照组”该津贴,有关政府部门可能会因差别待遇而受到批评。

    尽管如此,我也认为要在马来西亚落实类似的“助推”实验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而,为了提高可行性,我们必须使用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计划,用非常有限和精心挑选的样本来进行试点项目。另外,我们也得向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保证,这些社会实验不会困扰他们,及其潜在的利益是可观的。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或糖的健康替代品的实验,来测试协助糖尿病高发的社区以便减少糖摄入量。

    马来西亚国内贸易和消费者事务部还可以与超级市场合作,以便在更显眼的地方展示健康食物及让招牌设计更具视觉吸引力。相比仅仅不断提高糖价,这在处理与糖尿病相关的健康问题将成为更有效的策略。

    这种企图减少糖尿病率的“助推”模式将会使人民更健康及有效降低政府的公共医疗成本。

    (王建民博士是一名沙登区国会议员和槟城研究机构的吉隆坡分区总经理。他曾美国杜克大学完成政治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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